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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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詰之”　，後來，搜捕範圍擴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師”　，“先後幾萬人”　。

朱棣的搜捕毫無結果，不得不在永樂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宮殿告成之際大赦天下，宣告“各處監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還俗”。　谷應泰在評論朱棣的大搜捕時，將之比為“石閔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並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須者亦殺。”　玉石俱焚，良莠併除，如此民生，豈得寧乎。唐賽兒之亂是對永樂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標榜“以愛民為本”　的統治的恰當評價。

永樂年間，不僅民生方面，政治、經濟、軍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託賄賂，公行無忌”。　官員任用“漸循資格”，　辦事“循習”成弊，　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踴”，　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　，“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馳”。　由於“排程頻繁，營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廢，“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力之疲而農之業廢”　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對於永樂時期的統治，我還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話，該書中鄒吉甫說：“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

第四章　天下一統

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個超邁千古的盛世名王，要達到這一理想，只有國內的安定康富還不夠，還要有無限廣闊的疆土，四海鹹賓的局面。可以說，朱棣自即帝位後，為此傾注了畢生的精力，而首當其衝者是解決蒙古問題。我們解剖了明成祖的蒙古政策，也就可以大致瞭解他的整個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

明代元而有中國。其初，“順帝北出漁陽，旋與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　。元順帝繼承人愛猷識理達臘、脫古斯帖木兒先後改元宣光、天元年號，仍以大元帝國自命，歷史上習稱之為北元。從此在相當長時期內有一個明朝與蒙古部族政權對峙的局面。洪武年間為解決蒙古問題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朱元璋曾先後派徐達、李文忠、馮勝、藍玉等名將以及秦、晉、燕諸親王出塞北征，雖有挫折但多所勝利。與這種武力打擊的同時，朱元璋還採取了一整套的防守與懷柔政策。在北部邊塞，從東到西他安置了遼、寧、燕、谷、代、晉、秦、韓、安、慶、岷、肅諸王（有的親王洪武時未就藩），節制諸軍鎮守邊防，並用優厚的待遇吸引故元勢力歸附。朱元璋的這些措施是極有效的，再加上北元內部的分裂與紛爭，明帝國對蒙元的鬥爭取得了主動。

朱棣即位後，繼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而又有所發展，同樣取得了顯著效果。但是朱元璋、朱棣的蒙古政策包孕著缺陷，這不僅使洪永朝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蒙古問題，而且他們的政策模式留給後世，也釀成了一系列問題。所以，《明史》兵志說“終明之世邊防甚重”　，其中“北虜”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威脅。

一、夷入於中國而中國之

像歷代中原統治者一樣，明朝皇帝對周邊民族採取了懷柔政策。

明初從洪武到建文、永樂年間，北元由於明朝的打擊和內部的紛爭，勢力逐漸衰弱，並且分裂為三個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韃靼和東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將所有蒙古人習稱為韃靼。

如何對待韃靼和瓦剌的歸附者，是明朝政府懷柔撫綏政策的重要內容。

朱元璋在奪取全國政權的過程中，一方面稱言　“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　，以民族革命相號召；另一方面，卻又承認元朝正統，稱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　。“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　。並說“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這顯然是為了討好元朝君臣，爭取他們不戰而降。他明確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順天道來歸降的話，“朕當效古先王之禮，俾作賓我朝。其舊從元君倉卒逃避者，審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才委任。其宗伯王駙馬部落臣民能率職來朝，朕當給換信印，還其舊職，仍居所部之地，民復舊業，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　“殘元領兵頭目”，“有能率眾來歸，一體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自歸附之後，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