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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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有司常加存恤”　。他還批評元朝的民族歧視政策，說：“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人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　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為暴橫，又皆以胡為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實為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　在強大的和平攻勢面前，北元官員將領紛紛歸附明朝。朱元璋踐守前約，量材錄用，厚給官職爵祿。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舊將士，得元參政副樞等五百八十餘人，軍士一千六百六十餘人至京師，簡其壯勇者為駕前先鋒”　。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國公卜顏帖木兒為察罕腦兒衛指揮僉事，其鎮撫千戶、百戶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為之　。

朱棣繼承了朱元璋這一政策，標榜任人唯賢，“不分華夷”，對於降附者的優禮厚遇，視洪武時期往往有加。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鑑。”上覽畢以示群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鑑！”

這一段話議論得十分透徹，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對韃靼、瓦剌歸附者的政策。在這裡不僅顯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這項政策的提出是總結了歷史經驗，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視為其滅亡的直接原因，在這一點上超過了朱元璋，是很有見識的。

同洪武時期一樣，朱棣對漠南北歸附者，“官其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　。這就是所謂“羈縻衛所”。對於腹裡的歸附者，或是歸附後遷入內地者，或授以官職，或給以爵祿，或令充軍伍，這就是所謂“韃官”和“韃軍”。永樂時期，韃官和韃軍的數字空前地擴大了。

朱棣與韃靼人　的關係，淵源甚深。早在為燕王時，他的軍隊中就有很多“韃卒”。建文帝曾指責朱棣私納智謀壯勇之士圖謀不軌。朱棣辯解說：“蓋臣府中有韃軍百餘人，悉是洪武間歸附。朝廷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以備禦虜防邊之用。”　其實，燕府中的韃軍當不止百人。“靖難之役”中，朱棣還與蒙古私相往還。建文二年二月，“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韃靼國公趙脫列幹，司徒劉哈利帖木兒等自沙漠率眾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賞齎”　。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虜通燕，寇鐵嶺衛，殺百戶彭城”　。這些韃靼將士英勇善戰，在戰鬥中“胡騎軍官最近左右”　，“每簡其精銳使從征伐，得其死力”　。朱棣奪取皇權，得韃靼將士之力甚多。

夷入於中國而中國之

朱棣即位之後，出於政治需要，更加強了對韃靼人的籠絡。對歸附者，除根據原有地位授予官爵，賜予布鈔襲衣外，有時還給予牛羊孳畜。如：永樂三年六月乙丑朔，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說：“前歸附韃官阿卜都罕等八人，韃民十九人，令爾給予畜產，官牛十，羊五十，民牛六，羊二十。”　在普遍給賞時，對韃靼人的賜予要比漢人多。永樂九年十二月庚戌，禮部尚書呂震言：“京衛官軍俱錫棉花棉布為冬衣，各衛寄居韃靼官軍宜准此例賜之。”朱棣說：“待遠人當厚，命賜都督、都指揮、指揮，皆織金■絲衣，千百戶衛所鎮撫■絲綾衣，舍人頭目■絹衣，旗軍人等胖襖袴鞋。”　但是，大部分韃官在平時沒有實際工作，只是在戰時讓他們從徵。比如，永樂元年十月，朱棣對兵部尚書劉俊說：“武臣中有韃靼人，多不識字，難委以政，故只令食祿，遇有警急，則用以征伐”　。又如永樂三年九月丁酉，“陛陝西都指揮趙忠脫列幹為後軍都督僉事。脫列幹食祿不視事”。己亥，“陛散騎舍人朱禿兒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金帶，食祿不視事”　。由於韃官的待遇優厚，而又悠遊無事，因而有的漢人反“冒韃靼名以避政事”，致使皇帝不得不下令兵部“曉諭其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