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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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務本，曷嘗不廑門庭之誠乎？且文皇帝嘗語大學士金幼孜曰：今守開平、興和、大寧，邊境可幸無事。當日無棄大寧之意甚明。大寧棄斯開平難守，開平棄斯古北可慮，胡馬雲擾，誰階之厲？初以三衛偵虜，亦略仿漢倚烏桓伺匈奴。或謂喜處之可因以為間，雖藩離失而耳目在，計非全拙。乃市賞無藝，至為東西虜攘臂掛藉，譬養鷹而絛紲去手，又如之奈何！

儘管陳仁錫做了這樣一番辯護，但仍不能否認大寧失於朱棣之手：“兀良哈從徵有功，文廟嘉其績，秩以都督，寵以三衛，於是徙鎮入於薊南，而畀其地。”　即以“養鷹而絛紲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無批評之意，至少得以“不慎”、“決策失誤”歸咎之吧！勞堪則將大寧的丟失，歸於朱棣等過分相信兀良哈的“誠款”所致，“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東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非往事之恨乎？”　明朝滅亡後，顧炎武曾到北京一帶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樣認為大寧是由於靖難而放棄。

不管怎樣，朱棣無法逃脫丟棄大寧的責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對擁兵守塞的諸王的力量有深刻的認識，因而對之十分戒備。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寧王朱權的勢力最大。同燕王一樣，寧王也有爭奪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寧王就成了最危險的人物。寧王要求徙封內地，正中朱棣下懷。但寧王請蘇州、錢塘皆不獲準，終於徙封南昌。《太宗實錄》載：

永樂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革之後，民物凋耗，改封寧王府於南昌。

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為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大寧都司，調營所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峪，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

如果不是有意放棄大寧，在內徙寧王之後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寧都司衛所以戍守之，大寧都司遷於北京城南之保定，其衛所亦散置於北京周圍而於原大寧之地卻完全不設防，顯然是故意放棄大寧。與內徙寧王棄守大寧的同時，朱棣對兀良哈三衛則恩寵有加：

永樂元年五月乙未，敕兀良哈三衛官軍（按：三衛既已歸附，且從戰有功，故稱官軍），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嘗詔喻爾眾，……但有來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歲時貢獻，經商貿易，一從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兒、納哈出來寇廣寧，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遠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還並諭爾知之。

不僅授官互市，而且為寇者亦曲宥之。固然，朱棣懷柔遠人的政策是一貫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明知兀良哈之不可靠，卻還要從大寧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黨逆”，曾回師擊之，為什麼不因而恢復在大寧的防禦設定呢？和田氏說：朱棣“出師未捷而崩於榆木川，重置大寧之志未得酬現”。我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之威，以南征交阯、遠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復大寧的，不必臨死再為之嗟嘆。他可以遠出漠北，邊防線大大向北推移，因此用不著在大寧再設防，大概可以說朱棣就根本沒有“重置大寧之志”！

進而放眼看去，無論是明人陳仁錫等，還是日本人和田清氏，都忽略了一個前提，即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認為四海一家，無分內外，兀良哈與任何異族異類一樣都是他的臣民，對於那些殊方遠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來，對於有功靖難的兀良哈格外眷顧就十分自然了。朱棣自己並不認為是放棄了大寧，因而也便無須有“重置大寧之志”。問題在於，朱棣的這一四海一家的宏偉構想，在國力強盛、君主有為之時尚可維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國力削弱，主暗臣庸，非只“天下一家”不可能實現，就連近在咫尺的邊陲之地也難於控制了。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無當反不及朱元璋的穩紮穩打來得可靠。

在蒙古地區脫離中原政權的控制時期，大寧是明朝邊防的戰略要地。顧炎武說：“大寧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獨石，一牆之外皆其地。獨石、山海離京師皆七百里，與大寧正相等。國初建谷、寧、遼三王，與代朔若運雉，以屏藩東北，其為計深矣！”　其時，大寧與宣府、遼東並列為第一道防線，朱元璋又命徐達西自古北，東至山海修關隘一道，為第二道防線。因此，控制大寧，對於制馭兀良哈、女真，遏止韃靼東進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經營大寧，朱元璋曾花費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為了對付納哈出，朱元璋下令築大寧、寬河、會州，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