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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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後來，我仔細檢查過它的傷勢。看來，它的耳朵、腳和睪丸都被打掉了，脊骨顯然受了傷，因而無法動彈，後腿和腹部有很大的傷口，全身皮下出血……第二天早晨。我看見一頭鬣狗正在吃這頭死去的蒙古鬣狗，有跡象表明，更多的鬣狗已經飽餐完畢離去了。死鬣狗大約有1／5的內臟與肌肉已被吃掉，真是同類相食！

類似的事情在其他哺乳動物的歷史上並不鮮見。我想如果狒狒要有核武器的話，它們也許在一週內就會摧毀整個世界。另外，與把殺戮、衝突、殊死博鬥作為日常工作的螞蟻相比，人類簡直是溫和的和平主義者。如果有人想直接證實這一點，美國東部的城鎮就是觀察螞蟻戰爭的好地方。路邊、草坪，到處都可以看見大量的棕黑色螞蟻在拼博戰鬥。參戰螞蟻數以千計，分屬各個敵對集團，戰場通常就是數平方英尺的草地“叢林”。

最後，人類攻擊性的更為暴力的形式，並非是人類本能衝動週期性地突破壓抑的表現形式。建立在基因遺傳潛能與後天學習相互作用基礎上的更為微妙的新觀點，已經取代了弗洛伊德和洛倫茲創立的“精力釋放”模式，新觀點最具說服力的例子是人類學家理查德·西普斯提出的“文化模式”，西普斯注意到，如果攻擊性象“精力釋放”理論所說的一樣，是在大腦中積聚起來，然後釋放出來的能量，那麼其釋放形式可以是戰爭或類似戰爭性質的其他形式，如強烈競爭性的體育競賽、惡意的巫術、紋身或其他殘損軀體的做法，以及虐待等等。這樣，戰爭應能減少其他較弱的替代形式。相反，如果暴力攻擊行為只是由後天學習所強化的遺傳潛能的實現，那麼隨著戰爭行為的增加，其他替代形式也會增加。西普斯比較了10個以好戰著稱的社會與10個愛好和平的社會，他發現“文化模式”比“精力釋放”更有說服力：在戰爭發展的同時，競爭性體育運動和其他暴力程度不及戰爭的行為方式取得更大的發展。

人類攻擊性是遺傳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具有一定的規律，是可以預測的。這一概念與生物進化理論相吻合，也應能使長期爭論不休的先天－後天問題的雙方都能接受，一方面，攻擊行為的鋌而走險的形式，如戰爭行為、犯罪攻擊行為等，的確為後天學習所得；另一方面，如第三章所指出，學習是有先天性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先天因素使我們容易產生非理性的敵意，如果對此採取危險的放任態度，敵對情緒會自行發展，最終失卻控制，轉向異化和訴諸暴力，攻擊性不象液體持續向容器器壁施加壓力，也不象倒入空杯的一組活性配料，準確地說，它更象是一劑已經混合的化學物質，只要加進催化劑，加熱攪拌，便會發生轉化。

這種中性的神秘變化的產物就是人類特有的攻擊性反應。假定我們把所有動物可能具有的行為方式都列出來，攻擊行為就有23種，分別標為A到W。人類沒有也不可能具備每一種行為方式。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社會形式都考慮進去，人類也許能表現出16種行為方式，即A－P。再者，人類也不是均衡地發展每一行為方式的。一個非常明顯的跡象是，在所有現存的養育兒童的條件下，總共大概能有7種不同的行為方式，也就是說A－G；而另外9種，即H－P，只存在於極少數文化環境中。可以說這就是遺傳機率模式。我們認為，在每一生存環境中都存在一個相應的反應機率分佈。要使上述統計資料具有更大的實際意義，還應將人類與其他動物進行比較，我們發現羅猴只具有F－J5類攻擊行為，並且偏重於F－G，有一種白蟻只有A類行為，另一種白蟻只具有B類行為。特定的人能具有哪些行為取決於自己的文化環境和自身經歷，但其總的可能的行為種類範圍與猴子和白蟻一樣卻是遺傳的，而每一行為方式的演變發展正是社會生物學家們試圖分析的物件。

在各種攻擊行為中，領土攻擊行為是可以直接用生物學研究的新觀點來分析評價的。研究動物行為學的學者們給領土下的定義是：透過公開捍衛而直接獲得或透過宣告主權而間接獲得的、基本上獨屬自己的區域，領土區域都有一定的生活資源，包括較為穩定的食物源、棲息所、性交場所和生育場所，通常對於競爭者來說，資源是有限的，而資源有限性又會影響到該區域內動物數量的增長，故起著“密度決定因素”的作用。所以，領土捍衛行為也是防止領土環境發生長期變化的緩衝器。換句話說，領土捍衛行為既能防止群體暴漲或破裂，又能防止數量急劇下降。動物學家們對動物個體的日常生活習慣、進食規律以及能量消耗進行過非常仔細的研究，其結果表明：領土捍衛行為只有在其主要資源的悍衛代價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