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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事,宣宗也表現得很理智,採用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原則,開放言路,這些非但是言官上奏,就是往日那些老成持重的大臣也有奏本上來,與言官的痛罵不同,他們採用擺證據,講道理的法子,他們明白各地鎮守中官的特殊使命,是採辦土物貢品,想要打擊這些坐鎮的太監,唯獨從這方面下手,說到底這些太監是皇帝的人,皇帝派出去坐鎮天下四方,從骨子裡皇帝還是信任他們的,唯有讓皇帝聽到看到他們種種罪惡,才能讓皇帝從心裡感到厭惡,縱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噁心一下太監也未嘗不可,再說了這些人到了地方說到底是打著皇帝的旗號在行事,罪惡越多,皇帝的臉就難看,皇帝的臉越是難看,太監坐鎮的事情就有了眉目,這些老傢伙在官場縱橫數十年,哪一個都是老奸巨猾,皇帝縱然聰慧,又豈能是他們的對手,所以在皇帝堅持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原則下,皇帝聽到了太監們的重重罪惡。
吏部尚書上奏:“吏科言舊例之任不以屬內臣,中官乃欲令同內臣考察,不惟假以媚權貴,且因以縱黜陟,殊失大體,有辜重任,請正其罪。”
戶部尚書上奏:“各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孝順的名目繁多,數量浩大,其中大多為太監所貪?”
兵部尚書上奏:“今各邊鎮守、分守、監槍諸內臣,託以心腹,而其誅求百計,實為腹心之病。役佔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為爪牙。或抑買弓弦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奪佔耕牛,……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斂侵剝,勢若虎狼。武職藉以夤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佔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門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貴者攘之。”
刑部尚書所奏:“國家之制,邊防以文臣巡撫,以武臣總兵,而內臣綱維之。事體相埒,職位相等,勝則同其功,敗則同其罪。”
禮部尚書就多了,按照禮部規矩,朝廷派遣中官,需各分守、守備等內臣,舊設有數”。如員缺需要增補,得先由兵部奏請,或司禮監“傳奉聖旨”到兵部,由兵部開具手本,送內閣票擬(稱“書敕”),寫明委任原由及職責範圍,經司禮監批紅,六科掛號,方許派出。劉寧“請罷遣中官疏”雲:“先該兵部手本,開稱司禮監太監溫祥傳奉聖旨,司設監太監劉允,著他前出四川等處公幹,寫敕於他。大太監胡海,巡撫雲南,亦云鎮守中官出鎮,“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作偽也,嚴重違背朝廷禮制?“
除京城六部外,還有各地地方官聞風而動,多是言及太監在地方上的種種惡行,什麼乘機蒐括敲剝,但非特命不得參與地方賦稅錢糧的徵收及礦山的管理。以福建市舶司為例,宣德二年,命奉御來住代戴細保鎮守福建,“仍兼領市舶”,是戴細保曾兼領市舶司,來住繼之。但領市舶司並非福建鎮守中官的法定職權,四月福建巡按請將市舶司屬鎮守太監王安,卻未被應允,而是另遣內官韓濤領市舶事。又如採礦,宣德四年三月,命四川、雲南鎮守太監兼領,而浙江、福建則另遣內使管理等等,一系列的惡性,讓皇帝大為震怒,當即表示對作惡多端的太監嚴懲,對於這位皇帝的心思,內閣首輔楊大人可算是琢磨透了,自從他登基後,對太監的寵愛已超過了洪武,永樂十幾倍,今日在氣頭上才做出了這一番舉動,誰知道日子一長,會有什麼變故,所以這位首輔大人當即力斷,以劉公公協助寧王圖謀蘇州城一事為藉口,提出盡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去。
這一番提議自是獲得了滿朝文武的讚揚,六部尚書紛紛出馬表示支援,宣宗雖有些猶豫,但從各地秘查返回的錦衣衛口中得出太監的罪行比言官彈劾的還多,也怕在這麼繼續下去,難免引起天怒人怨,便同意了內閣的提議,讓內閣儘快拿出章程來。
內閣早有準備,當日便拿出了章程來,整個章程針對坐鎮中官種種弊端,進行全面革除,總體上是打擊和削弱宦官勢力。
其一,針對眼下官宦數目眾多,內閣裁革南京內府各監局官,裁汰御馬監勇士一千二百餘人,又禁止內侍子弟授錦衣衛官、追奪內侍家人所得的爵位、收奪中官莊田。從政治和經濟上削弱了宦官勢力。
其二,針對坐鎮太監日漸壯大的權勢,採用除鳳陽、密雲守備太監符幟,鳳陽守備只得管理皇陵皇城,監管高牆庶人;密雲分守中官仍得聽蘇州總兵、巡撫節制。
其三,針對鎮守中官有權過問地方司法事務,並與撫按定期錄囚,卻不得自行受理訟事。明代訴訟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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