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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湖,王振等人早已等候多時,便是高維諾、司坦妮也在一旁等候,見他的馬車前來,眾人互相抱了抱拳,便趕往運河的碼頭了。
自隋煬帝先後開鑿、修復了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運河四條運河,形成了一個以洛陽為中心,西通關中盆地,北抵河北大地,南達太湖流域,流經現今的京、津、陝、豫、冀、魯、皖、蘇、浙九省市的龐大運河體系,即南北大運河。南北大運河全長兩千七百多公里,網路佈局合理,腹地寬闊,渠道深廣,是世界水利史上一項空前偉大的工程。
隋煬帝之後,唐、宋兩朝對大運河進行了一些疏浚整修,但基本上沒動土,而是享受著大運河之利。
直到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運河的千年日記又翻開了新的一頁。新建的元朝大都城內每年消費的糧食達幾百萬斤。這些糧食絕大部分是從南方產糧地區徵運來的。為了便於運輸,從金朝起,在華北平原上利用天然水道和隋唐以來修建的運河建立了一個運輸系統。但由於自然條件的關係,它的終點不是北京,而是京東的通州,離開京城還有幾十里路。這段幾十裡的路程只有陸路可通。陸路運輸要佔用大量的車、馬、役夫;一至雨季,泥濘難走,沿路要倒斃許多牲口,糧車往往陷在泥中,伕役們苦不堪言。因此在金朝時候,統治者就力圖開鑿一條從通州直達京城的運河,以解決運糧問題。
通州的地勢比大都低,因此要開運河,只能從大都引水流往通州。這樣,就非在大都城周圍找水源不可。大都城郊最近的天然水道有兩條:一條是發源於西北郊外的高梁河,另一條是水源從西南而來的涼水河。然而這兩條河偏偏都水量很小,難以滿足運河的水源需要。大都城往北幾十裡,有清河和沙河,水量倒是較大,卻因地形關係,都自然地流向東南,成為經過通州的溫榆河的上源。水量最大的還數大都城西幾十裡的渾河(今永定河)。金朝時候,曾從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麻峪村開了一條運河,把渾河河水引出西山,過燕京城下向東直注入通州城東的白河。但這條運河容納了渾河水中攜帶來的大量泥沙,容易淤積。到夏、秋洪水季節,水勢極其洶湧,運河極易氾濫。這樣,運河對於京城反是一個威脅。開鑿之後只過了十五年,就因山洪決堤,不得已又把運河的上游填塞了。這是一次失敗的經驗。
然而,陸運耗費的巨大,始終在促使著人們去尋求一條合適的水道。這個任務,到郭守敬的時候才得到完成。
針對這個情況,郭守敬初見元世祖,就當面提出了六條水利建議。第一條建議修復從當時的中都(今北京)到通州(今通縣)的漕運河道;第二第三條是關於他自己家鄉有地方城市用水和灌溉渠道的建議;第四條是關於磁州(今河北磁縣)、邯鄲一帶的水利建議的意見;第五第六條是關於中原地帶(今河南省境內)沁河河水的合理利用和黃河北岸渠道建設的建議。這六條都是經過仔細查勘後提出來的切實的計劃,對於經由路線、受益面積等項都說得清清楚楚。元世祖認為郭守敬的建議很有道理,當下就任命他為提舉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等工作,下一年又升他為銀符副河渠使,隨後經過多次試探,從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九年,用將近十年時間在今山東省境內開鑿濟州河、會通河,在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與大都城之間開通惠河。三條新河道與在河北、江蘇、浙江三省的原有運河相連,形成了現在仍然存在、近乎直線的京杭大運河,開始沿此線運送江南的糧米。開通後的京杭大運河和隋代大運河相比,縮短了六七百里的路程。它以杭州為起點,以北京的積水潭為終點,全長超過一千七**十公里,經今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六省市,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聯絡成一個統一的水運網,成為我國古代南北交通的主動脈,但不直是不是這位大水利學家太急於求成了,竟在自己成名的水利上犯了一個測量上的錯誤,濟寧的地勢比南旺低,往南旺方向分水,實則“水往高處流”,不可能實現。結果,會通河“常患淺澀”,漕船過大則經常擱淺,造成堵塞。如此,元代會通河的效率非常低下,管理和維護都相當困難。至永樂九年,“會通河道四五百餘里,淤塞1/3”,對要遷都北京的明永樂帝朱棣苦不堪言。
在永樂九年,朱棣根據濟寧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議,工部尚書宋禮等人奉命徵調民工十六萬五千多人,重點放在山東丘陵地帶的會通河段(從臨清到須城安山),疏浚運河。由於會通河缺乏水源,宋禮深入察看沿運水系、地形,訪問群眾。在汶上縣城東北白家店村,遇見鄉官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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