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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為舉止對自己的影響。要是君主和臣子都遵循這個原則,那國家的興衰,或許就不得而知了。”太宗驚訝地看著魏徵,改變了臉色,說:“我已經後悔這樣說了。”魏徵拜了兩拜說:“希望陛下讓我成為一個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問:“忠、良有什麼區別嗎?”魏徵說:“良臣是稷、契、咎陶那樣的人,忠臣是龍逢、比干那樣的人。良臣讓自己得到美名,使君主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子孫孫世代相傳,福祿沒有邊界。忠臣使自己受到被殺的命運,讓君主陷於不仁不義的大惡之名,國家和家庭都失去,只剩一個忠臣的名號。就此說來,兩者相差很遠呢。”太宗深感魏徵說得很對,就賞賜給了他五百匹綢緞。
“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一直都是歷代忠臣良臣所面臨的界限,事實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為忠臣的別稱,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說到底兩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區別不大,忠臣歷朝歷代都是備受推崇、大書特書的典範,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給人的感覺也都是形象飽滿、毫無瑕疵的。受著這種觀點的影響,在人們的感覺中,忠臣往往也與能臣混為一談,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屬性。
事實上,這兩個卻是並不相同的概念:從衡量標準上講,忠臣往往側重於道德水準,是從思想、觀念以及行動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於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夠安邦治國並使國民大治的人;也就是說忠臣講究名聲,而良臣更多的是講究做事,就個人而言,忠臣常常用生命的代價換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結局則難有定論,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謀得天下之利,使國君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孫世代相傳,幸福與祿位無窮無盡的大臣。
忠臣往往與奸臣對應,而良臣則常常對應於庸臣。忠臣往往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在董仲舒為漢武帝設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聽”的人之太義的思想,尚未成為官方主流思想時,忠臣的市場並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顯,活躍在歷史上的忠臣也相應減少。特別是先秦時代,伴隨著弱肉強食的政治特點,人才們也迎來了展示自身價值的黃金時期,追求良臣,尋求民富國強之策成為各國君主的首要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管仲、商鞅、吳起、樂毅、范蠡、大批良臣也就應運而生了。尤其是*著人才優勢稱霸諸候的秦國,雖然擁有著一大批文臣武將,但基本上是其它國家的空降兵,這些人只是藉助於強秦的平臺施展自己的人生報負,大抵與忠臣沾不上邊。在這個時代,能稱得上忠臣的大概只有楚國的屈原了,這位老先生忠心為國,卻無罪遭譴,他因此藉助於楚辭這種文體,寫了一大堆懷才不遇的文章後,乾脆對著汩羅江水,縱身一躍,從此,在中華歷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應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頃襄王。屈原的自殺留給時人(後人)的是一種精神財富,並不能改變楚國被滅亡的命運。這就是忠臣的悲哀。
忠臣的市場一直不大,戰國時有諸子百家,各種家交匯,思想也是百家齊鳴,早就了那個時代的能臣比較多。
真正意義上的忠臣,應該是從漢代後開始,董仲舒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忠君仁愛的思想就此確立,使得忠臣們逐漸走上政治舞臺,這也是迎合帝王們的政治需要的。亂世需要良臣治理,治世需要忠臣維護,但畢竟水能載舟,亦可覆舟,能臣能夠幫助君主打下天下,也可以奪取君主天下,所以,歷代皇帝上臺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慮如何處置這些良臣,漢高祖、明tai祖的辦法是大開殺戒,光武帝、宋tai祖的方法是是厚贈金帛,方法也許不一樣,目的卻大抵相同,都是讓功臣們遠離權力中心,不要危及他們的統治,也即是鳥盡弓藏的意思。正因為長治久安的需要,開國帝王們從江山坐穩後,他們需要的就是忠心耿耿,思想無二的忠臣了。當然,這樣講是一種理論上的趨勢,具體到實際中的皇帝本人,則又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因為忠臣們雖然忠心耿耿,但並不容易駕馭,他們拘泥於各種所謂的正統思想,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對皇帝也有著更高的期待與要求。他們認為,皇帝一舉一動都應該符合聖人之道,不能恣意妄為,甚至連七情六慾也不能有,比這更為要命的是,許多忠臣往往自恃著正義的天平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諱,甚至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
如海瑞,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但是作為一個在聖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他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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