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0章：忠臣之事君也，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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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示，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於善、惡兩個道德範疇之內。他說，他充當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訴訟，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數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這斟酌的標準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的訓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並在公庭判案，上距“四書”的寫作已經兩千年，距本朝的開國也已近兩百年。與海瑞同時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制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

如他在嘉靖四十五年，在棺材鋪裡買好了棺材，並且將自己的家人託付給了一個朋友。然後嚮明世宗呈上《治安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舉凡官吏貪汙、役重稅多、宮廷的無限浪費和各地的盜匪滋熾，皇帝本人都應該直接負責。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畢竟不會說話，長生也不可求致，這些迷信統統不過是“繫風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話，還是“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說普天下的官員百姓，很久以來就認為你是不正確的了。

這一奏疏的措辭雖然極端尖辣，但又謹守著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於皇帝的不過是改變自己的作為，而這改變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亂致治，也不過“一振作間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夠真正振作，選擇合宜的道路，赴之以決心，他還是有機會成為堯舜之君的。

這樣的奏疏確乎是史無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諍諫，只是批評一種或幾種政策或措施，這種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於說他這幾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連為人夫及人父的責任也沒有盡到，其唐突之處，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讀罷奏疏，其震怒的情狀自然可想而知。傳說他當時把奏摺往地上一摔，嘴裡喊叫：“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旁邊一個宦官為了平息皇帝的怒氣，就不慌不忙地跪奏：“萬歲不必動怒。這個人向來就有痴名，聽說他已自知必死無疑，所以他在遞上奏本以前就買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訣別，僕從已經嚇得統統逃散。這個人是不會逃跑的”。嘉靖聽完，長嘆一聲，又從地上撿起奏本一讀再讀。

嘉靖沒有給予海瑞任何懲罰，但是把奏章留中不發。他不能忘記這一奏疏，其中有那麼多的事實無可迴避，可是就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點！皇帝的情緒顯得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物”。有時他責打宮女，宮女就會在背後偷偷地說：“他自己給海瑞罵了，就找咱們出氣！”

（嘉靖四十五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鬱悶不高興，召來閣臣徐階議論禪讓帝位給皇太子的事，世宗說：“海瑞所說的都對。朕已經病了很長時間，怎能臨朝聽政。”又說：“朕確實不自謹，導致身體多病。如果朕能夠在偏殿議政，豈能遭受這個人的責備辱罵呢？”遂逮捕海瑞關進詔獄，追究主使的人。獄詞送上後，仍然留在宮中不釋出。戶部有個司務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沒有殺死海瑞的心意，上書陳請將海瑞釋放。明世宗大怒，命錦衣衛杖責何以尚一百大棒，關進詔獄，晝夜用刑審問，足見皇帝並不是那麼昏庸。

大難不死的海瑞，在明世宗死後，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駐紮蘇州。且不說這裡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即使是一般地區，任命這樣一位不由進士出身的人擔任巡撫，也已屬於罕見。但是這一地區歷來號為難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職，有識見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後果。事實不出所料，8個月之後，他遇到劾參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職一經發表，南直隸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計到將會不能見容於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動離職或請求他調。縉紳之家紛紛把朱漆大門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韜光養晦。駐在蘇州的一個宦官把他的轎伕由8人減至4人。舉出這些瑣事，就可以證明新巡撫大人聲勢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懾。

海瑞下車伊始，就把他的“督撫條約”三十六款在所治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