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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斬。朝廷憑藉國家權力,將有較大市場、利潤較大的商品壟斷在官府手裡,使民間商業的經營範圍縮小,極大地限制了民間商業的發展,一些無力經營的小商小販,在頭破血流之後,不得不重新回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田地上,如此以來人力重新被土地所束縛,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不變,且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百姓所需要的糧食越來越大,迫使百姓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耕作上,這樣的後果即便是中國的耕地像花園一樣井井有條,沒有一塊荒地,中國產的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美也難以改變百姓的日復一日的貧窮,依賴於農業的國庫,也難以充盈。
可以說大明延續六十年,時至今日其弊端正是在此。
蘇州作為一個繁華的城池,他有著“水陸並行、河街相鄰”的雙棋盤格局、“三縱三橫一環”的河道水系和“小橋流水、粉牆黛瓦、古蹟名園”的獨特風貌,可以說其地理位置是得天獨厚的,相較於汴京城好不遜色,事實上從宋代時,蘇州城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甚至商業的發展都走在前途,即便是與汴京城相比也好不遜色,能有這一番景象,說到底還是其內部結構發生了變化,經濟作物的數量增多,出現了茶葉、蠶桑業等商品性農業,尤其是蠶桑業後來居上,逐漸成為蠶桑業中心。除傳統手工業不斷壯大外,也出現了一些新的部門,成為絲織品生產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金銀製作業成就非凡,有“造作局”專門製造牙、角、玉等製品。商業發展冠蓋東南,城中商業交易頻繁,市場分工日趨細緻,城鄉經濟聯絡更為加強,以至於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描寫:“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
元代時“蘇州城漂亮得驚人”,是江南地區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堙塞、“人皆聚閭而居,開鑿為難”的說法,不難想像人口多、密度大的盛況。絲織業有了進一步發展,以至朝廷設立了“織染局”,作為專門的織染機構。另外,民間協調和管理絲織業的行會組織也開始出現,其商業活動的數量之大和範圍之廣不亞於汴京,可惜的是大明建國六十餘年,蘇州非但沒有延續前朝的輝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時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七百九十萬石。宣德五年,松江額定徵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四十三萬九千石,實徵六萬六千石,只徵得百分之十五。實在如有人所說:“只負重稅之名,而無徵輸之實。這樣一個繁華富庶的城池,竟連尋常的稅收都難以維持,究其原因,當真全是洪武爺怒其張士誠加重了這一地區的田賦所造成的困境麼,這固然有之,可洪武加派的賦稅再重,能重得過宋給遼、金的歲幣,給西夏的歲賜,以遼為例,就大勢而言,澶淵之盟後歲幣給絹銀合計三十萬匹兩,仁宗時增加到五十萬匹兩,每年定期繳納,比起這些,洪武加派的那點賦稅著實不算什麼,可就這麼點賦稅,蘇州仍舊承受不起,大量百姓逃亡,昔日的繁華早已是昨日的黃花,若硬要說蘇州破敗的原因的話,除了土地對蘇州的束縛外,的確在找不到任何牽強的理由。大量的百姓因朝廷重農抑商,不得不將大半輩子埋與土地之上精工細作,這樣的結果,固然為大明造就了不少糧食,可其弊端也十分的明顯,百姓沒有更多的空閒,因為貧窮購買商品便成了奢侈品,購買力的下降,造就了蘇州的通貨緊縮,通貨緊縮,必然減少商人的從業人數,使得大量的人埋首黃土,從而導致農業始終佔據著蘇州大半個江山,若說湖廣一帶到也罷了,哪裡人少地多,隨著農業技術的發展,未必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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