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1章：病樹前頭萬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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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朗似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或多或少不能理解楊崢的這說法，在他看來，百姓便是農戶，農戶耕種良田，想要獲得好的收成，自然要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去經營，要不然哪來的產量！沒產量一家人吃什麼，總不能吃黃土吧，所以大明的百姓為了獲得更高更多的產量，將大半的精力束縛在土地上，似宋朝那般自由散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大明的百姓明明是天下最辛苦的人，卻偏偏是天下最吃不飽肚子的人，這種巨大的反差他不是沒有深思過，可這畢竟是一個大得超乎他思考的命題，始終找不到方向，直到楊崢與他的一番談話，讓他多少有些感悟，宋代疆土小，人口多，除了宋代在農業上的尋求技術的突破之外，更大的好處來自商業，如絲織技術有新的提高。蘇州、杭州、成都三個著名的官營織錦院，各有織機數百臺，工匠數千人，規模宏大，分工細緻，絲織品種類繁多，產品精緻美觀。

南宋紡織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紡織業的進一步發。隨著棉花種植的推廣，棉紡織業逐漸普遍起四來。宋人《木棉》詩中有“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雲，……機杼終年積婦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彈花、紡紗、織布的勞動過程，以及所用鐵鋌、彈弓、紡車、織機等各種棉紡織工具，這些在大明是看不到的，至少是眼下看不到，事實上在商業上獲得得巨大成功，最直觀最有效的說辭，就是來自宋朝的國庫收入，大明自洪武登基如何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佔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國庫一直並不充盈，便是到國力強大的永樂一朝，國庫也一直勉強能維持罷了，等永樂皇帝一死，繼皇位的仁宗不得不竭力節省糜費，增加收鈔的市稅與“門攤”(京師北平各個城門口的卡子稅)的稅率，同老百姓宣告一俟鈔價增高，便減除這所增的稅率。同時打擊貪官來獲取國庫充盈，可即便如此，國庫仍舊不夠用，反而是宋朝，疆土不及明朝一半，常年戰事不斷，又是割地又是鉅額的賠款，可即便是如此，宋代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萬貫，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萬貫文。

大明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一百多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可論富裕程度遠遠不如宋代，這種直觀的感受，讓徐朗心頭困惑漸漸明朗，從宋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而大明經過洪武爺勵精圖治數十年所得的賦稅200萬兩，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但宋代卻是個特例，狹小的疆土，連年的戰事，鉅額的賠款，迫使宋代不得不將眼界放開，轉向了商業與海外的貿易。

事實上代商業高度發達，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頭或雛形，如商業一條街、全天候的營業店等。如潘樓南街（鷹鶻一條街，專門販賣稀有飛禽走獸的）、茶湯巷（茶坊一條街）、馬行北街（醫藥一條街）、和樂樓（馬市）等等。潘樓東街，服裝一條街，全天候營業，宋時稱之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從食、史家瓠羹店、萬家饅頭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鄭家油餅店、海州張家胡餅店、馬鐺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連鎖經營。生氣勃勃的商業，迫使越來越多的人將眼光從土地上轉了出來，儘管宋代農業上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江浙農民深耕熟耨，使土細如面。大暑時節，決放田水，讓太陽曝曬，使苗根堅固，稱為“靠田”；苗根堅固後，再車水入田，稱為“還水”。此後，遇旱不枯，可保豐收。當時，上等田畝收五六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由此產生，可隨著商業的繁榮，越來越多的人對商業充滿了嚮往，宋神宗時歷朝歷代不受重視的商業稅首次超過農業稅。首都開封有商業行300餘個，行業眾多，分工細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買賣，譬如剝蓮子（錘石蓮），即是把剝好的蓮子賣給水果行和藥鋪。這麼個小業務，也能成為一種行業，養活一群業內人士。其時，從事該行業的有數十家之多。

商業的興盛繁榮，甚至波及到了佛門。相國寺原是戰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