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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田賦徵銀、官收官解。田賦徵派,除漕糧繳納實物外,其餘部分一概徵銀。規定必須繳納實物的漕糧,亦由民收民解(即押送),改為官收官解。明初實行糧長制,以納萬石田賦為一糧區,推其納糧最多者為糧長,負責田賦的催徵、經收和解運,稱為民收民解。其後弊端叢生,遂改為官收官解,就這三點,比什麼王安石的青苗法,賦稅法可好用的多,蘇州賦稅太高,沉重的負擔,迫使農民大批逃亡,國家稅源減少,拖欠嚴重。蘇州府,從永樂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糧三百九十二萬石;松江府,從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徵幾百萬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七百九十萬石。宣德五年,松江額定徵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四十三萬九千石,實徵六萬六千石,只徵得百分之十五。堂堂的富庶繁華的蘇州城,卻落了一個”只負重稅之名,而無徵輸之實。“起根本在於豪門富戶大肆兼併土地,百姓投獻成風,使得偌大的蘇州城成了損朝廷,肥富戶之地,而要扭轉這種局面,除了打擊豪強地主外,最大的改變來自土地,大人的一條鞭法正好可以彌補蘇州的缺陷,不瞞大人於蘇州卑職與周大人苦苦思索了數年,除了降低稅收外再也想不到任何的法子,大人的一條鞭法,不僅差役全部改為銀差,而且田賦除蘇杭等少數地區仍徵實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餘也均已一律改徵折色,即折為色銀。與此同時,賦役徵課也不再由里長、糧長辦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徵收,解繳入庫。從此,不按實物徵課,省卻了輸送儲存之費;不由保甲人員代辦徵解,免除了侵蝕分款之弊,使徵收方法更臻完善,可以說與百姓,與朝廷是最好不過的法子了,周大人與卑職先是考察,然後細細琢磨了一番,發現在蘇州推行一條鞭法倒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只是這事兒畢竟是大事,況且朝廷對周大人請求依民田起科多有不滿,太師郭資和戶部尚書胡濴便彈劾他“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要求給以懲治。皇帝雖然批評了郭資、胡濴,但也沒有答應周忱的請求。朝廷不願承受更多的“損失”,周大人不把思路轉到以靈活的政策辦法促進賦役改革和均平負擔上來,但這種法子與江南倒是適合,可用在蘇州上就不可行了,一來蘇州田賦重,賦稅拖欠嚴重,單單靠減免賦稅,難以起到整治蘇州的作用,二來蘇州地主豪門、王侯公孫、富戶大戶太多,他們仗著手中的特權,大肆兼併百姓的餘土地,所以蘇州的百姓,較江南其他的地方要困苦一些,這些不是單單修修補補能解決的,必須以大手筆,大手段做對蘇州進行裡裡外外的整頓,讓百姓有其田,朝廷有稅收有著落,這樣一來,大人在安南推行的一條鞭法可算是最實在的法子,我聽說推行一條鞭法得丈量土地,正合卑職心意,便在大人來之前做了?“

楊崢默默的聽著,心道:“感情你早就知道了?“

“這麼說,況大人是想在蘇州變法了?“楊崢盯著況鍾問道。

吃了這麼久,況鍾也吃飽了,徹底放下筷子,隨手從懷裡掏出一塊手絹,放在嘴邊擦了擦,才道:“不錯,蘇州的土地兼併已經壞到了根子裡,賦稅拖欠之嚴重,已超過了歷朝歷代,光靠減免賦稅,改革漕運,只能算是治標不治本,一旦百姓沒了土地,用不了多久,蘇州的百姓還是一貧如洗,蘇州一直是江南的門戶,蘇州不富,江南只怕也富裕不起來,而要解決的蘇州的問題,唯有大出血才能殺出一條血路來!“

楊崢看著況鍾眼裡的湧現的殺氣,嘆了聲道:“你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況鍾一笑,道:“不錯,卑職正是這個心思,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死戰?以一可當百也,蘇州城內王侯公孫,豪門地主、名門望族不是,各種關係交錯複雜,我一個小小的四品知府,倘若沒點陷之死地然後生的決絕,光是丈量土地這一項就做不下來,沒來之前聽人說,蘇州知府不好當,當時卑職不以為意,可真來了蘇州,真當了這蘇州知府,才知道世人所言不假,蘇州這地方官確實不好當,通判態度傲慢,蘇州府經歷傅德則巧言惑眾,一些下屬官吏或阿諛奉承,或假裝糊塗,不聽號令,地主豪門、王侯公孫個個不是財大勢大,就是朝中有靠山,弄得我這個四品的知府這也碰不得,那也碰不得,不怕大人笑話,起先卑職著實有些不知如何下手,主要是蘇州的水太深,便是皇帝派來的太監,足我喝上一壺的,更別說那些王侯公孫了,地主豪門,那一家哪一戶不是家中有人,萬一處理不好,虧的還是自己?“

楊崢心道:“我還以為什麼都不知道,感情你什麼都懂?那還弄什麼改革,難道不知道改革必然要觸及既得利益,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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