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4章：春潮帶雨晚來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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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規矩不可怕的這句話在文人眼裡可不是說說而已，讓他再來一次伸舌戰群儒，他還真沒這個信心，更沒這個本事，上一次能僥倖說服群臣，除了海禁後的弊端人人看得見之外，更大的原因在於永樂是開了海禁的，況且朝中也有不少支持者，這一次就未必有那麼幸運了，先不說自己收商人稅的奏摺上了大半個月了，還不見動靜，就算有了動靜他幾乎能預料到什麼結果，這會兒再整個市舶司改革，不找罵才怪，所以對於扭轉市舶司的盈利提議，他並沒有趁機而為，不動並不表示不作為，事實上這幾日他已開始運作了，先是對於市舶徵稅的原則做出了調整，在原由徵收的基礎上，略微增加了些，有水餉、陸餉、加增餉之分。所謂水餉，即以船的廣狹為準，餉出於商船；所謂陸餉，即以貨之多寡，計值徵餉，春餉出於鋪商；所謂加增餉，即去呂宋島的商船返回時所攜帶的商品甚少，徵收水餉、陸餉不多，故對這些船加徵一百五十兩，稱加增餉。增加這個稅收的目的，無論是海陸都能收些稅收，這樣做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在朝廷合理的範圍之類，徵收應該的稅收，好從中獲取長久的利益，從而扭轉市舶司可有可無的局面，當然了這只是他最初的目的，終極目的則是將大明的市舶司走上一條成為大明海陸商業貿易的紐帶，無論是朝廷還是商業，甚至是百姓，沿途的城鎮都能波及，成為一個以市舶司為中心的商業鏈，這樣一來，所帶來的利益如何他不敢去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絕對給大明商業帶來一股從未有的巨大利益。

但做好這一切之前，他先要做的是如何透過市舶司對港口貿易進行管理，這個比起先前的規劃更重要，大明的市舶司隨著下西洋停止了八年，多年沒盈利，朝廷的不重視，算上自身不努力，難以形成盈利的局面，市舶司只有一個名兒，其各種制度，律法雜亂不堪不說，便是對海上貿易的管理仍延續永樂時的朝貢貿易的土法子，沒好處不說，做的還是虧本的買賣，再好的買賣在虧本的狀態下也難以持久，因此改是必須的，可如何改卻是一個大問題，別具一格自是也可以，但面對祖宗規矩他沒這個勇氣繼續挑戰，種種想法在他在腦海裡猶豫了不少日子，直到半個月前與鄭和船上一聚算是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既能對眼下市舶司的陋習做出改變，又不能背上壞祖宗規矩的罪名，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的法子。

與其說是改變的法子，不如對大明的市舶司進行梳理罷了，鄭和臨走是給的是前朝的一本港口貿易律法，名為《廣州市舶司條》，這是宋神宗元豐三年頒佈實施的一項重要港口管理法律，這部律法的好處，它十分朝前，即便是六年後的今天用起來也不過時，非但如此他所頒佈的內容更是讓後人驚喜，用在明代這個時代最好不過了，比起明朝海上貿易吏律令混亂。港口開市貿易，依靠的只是一些靈活掌握的臨時政策，經常朝令夕改。法律如此不健全，也就有了多如牛毛的敲詐勒索，官府收不上錢，全便宜了地方貪官，這種局面下，使得不少心思活絡的商人開始掏空了心思逃避海上稅收了，他們一次又一次的花了大把的銀子，與大明的官員勾結上，利用官員的庇護，對同行或其他商業進行打壓，敲詐勒索從而達到欺行霸市的目的，更讓人恨得牙癢癢的時候，官員不顧朝廷律法，頒佈各種貿易禁令，而賺錢的貨物，說取締就取締，從而形成了一家獨大的局面，朝廷對此一無所知，即便是不少普通商家為了不滿，聯合不少商家上了奏摺，可不是無人過問，便是被官員給壓了下來，久而久之局面便變得不可收拾了，許多官商勾結壟斷，變得很方便很容易，而普通商人難以立足，為了活下去，他們不得不走上與官家，海盜勾結的道路，這樣一來，好處全都落入了大商人，官員的腰包，朝廷能從海上貿易所帶的好處少得可憐了，即便是後來張居正時代，也看不到如何的成果。到了後來的萬曆時代，更是離譜，千百商人在稅使的威逼下，或“棄家逃竄”，或“立見傾蕩喪身”。許多繁華的城市，在稅監的瘋狂掠奪下，店鋪倒閉，商旅駐足，負販稀蹤，市場蕭條。當時人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朝廷命稅監四出抽分徵稅，“商稅重而轉賣之處必貴，則買之價增，而買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處必賤，則賣之價減，而賣者受其害。利雖僅取及商，而四民皆陰耗其財，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於明加田稅也”。稅使制度的推行，直接影響到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也遭到從朝廷到地方無數官吏的強烈反對。廣大城居之民，更是對此進行了殊死鬥爭，發動了一起又一起反礦監稅使的“民變”和“兵變”，而且其聲勢之大，範圍之廣，可謂是史無前例的。

這些問題明朝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