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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潛的話,讓司馬徽一陣沉默。
其實漢代衰敗,其實就是被皇帝和儒家兩個方面共同作用之下,給徹底玩壞了。
在漢初之時,整個朝堂的社會次序並沒有像是當下如此的混亂和惡劣。劉邦帶軍攻入秦國時,諸將都去搶金銀財寶,而蕭何則帶人去搶秦朝的檔案館,後來蕭何根據秦國的法律,以黃老無為而治,清靜守法,約法省禁,順應民心的原則,對秦法進行了修改,制訂出了《九章律》,以後“蕭規曹隨”,西漢建國的法制基礎得以鞏固和完備。漢文帝、漢景帝大體上都是依法治國的榜樣,並沒有把君主個人意志加於法律之上。
漢文帝灞橋驚馬事件,就是一個皇權無法凌駕於法律的典型案例。漢文帝想加重處罰,但最後仍然不得不依法辦事。這就是文景黃老之治的表現。法律是天子與天下人都共同遵守的,身為帝王,也不能把自己的個人情緒和意志加於法律之上,但遺憾的是,由劉邦、文帝、景帝、蕭何、曹參等一幫人努力開創的清靜無為,依法治國的傳統,被漢武帝和董仲舒兩個人,聯手掀桌了。
漢武帝扶持董仲舒,是因為漢武帝想要用董仲舒來衝擊黃老之學,漢武帝或許想著後世的皇帝會懂得再次扶持起另外的教派再來打壓儒家,卻沒有想到大量新被提拔起來的儒生,在原本大量黃老之學的官吏當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朋黨,黨爭也就成為了儒家一項優良傳統傳統,並不斷的發揚光大,直至變成真的“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的政策在漢武帝執掌大權之後被強行實施,大量的儒生被提拔出來,這就結束了“文景之治”清靜守法的時代,“以德治國”取代了“以法治國”。
“以德治國”被朝廷表述為“德主刑輔”。
原本的“刑”是有明確的條文規範的,但是“德”又是怎樣的呢?董仲舒提出可以採用《春秋》來決獄。所謂“春秋決獄”,就是按孔子所著的歷史著作《春秋》作為判案的依據。這是一部歷史著作,一部歷史書怎麼能成為判決案子的依據呢?照董仲舒的說法,因為這部歷史書是以“德”為基本原則的。
官方解釋權在手,那麼許多法律自然像是全身上下只穿了襪子的人一樣,不管大小丑美與否,全數露了出來,普通百姓說怎麼如此行徑果體的還管不管啊,官府會指著襪子說不是還有穿著襪子麼……
因此,有一幫熟讀古書的儒家子弟在旁幫忙,皇帝或是大員要從史書中找出任何一條合乎自己心意的典故,簡直不要太容易了!
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直接結果,就是皇帝透過董仲舒的儒家,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皇帝的意志就成為法律,名為“以德治國”,實為皇帝集權專斷,這是極端的人治。
從此之後,漢武帝以後的皇帝和儒家擔任的各級地方官員,便開始了長達千年的人治。這些既得利益者,不斷的繼承和發揚人治傳統,將其推動到了極致。
而斐潛若是想要在此時來變革已經是形成了幾百年的人治,那就等於是要搬動全大漢所有既得利益者的乳酪,而這些人會輕易的拱手將相關的利益讓出來麼?
因此在不能大幅度改革的時候,小動作的改良就成為了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
能因為幾顆老鼠屎就將灶臺都掀了麼?
還是隻能勺出來。
然後該給誰喝還是給誰去喝,至少在喝的碗裡沒有讓人看到老鼠屎就是了……
“將軍之意是……”司馬徽眼光遊弋不定,就像是兩軍交戰之前的斥候,在刺探著斐潛的真實想法。
“陛下至平陽北狩之時,曾至山寨之中,視察農桑,體恤民夫……”現成的大旗斐潛自然不能錯過,扯過來大力搖晃,一臉虔誠的朝著東方拱拱手,說道,“陛下仁德,不顧天胄之軀,親歷親為,更是與民同食,親嘗杆糊,在場眾人,無不涕零……”
“陛下聖明!”斐潛這堂堂正正的大軍開出來,司馬徽自然也能是舉手投降高呼萬歲,一同向東方表示自己的敬意。
“……然,某觀當下眾多儒家子弟,不知民辛,不嘗民苦,如何言農事?不修武藝,不經戰陣,何來論兵法?不施授教,不拓民智,如何談教化?”斐潛敲了敲桌案說道,“仲尼巡遊六國,因材施教,啟蒙萬民,方得儒道之妙,豈有坐而清論即可得道者歟?”
“將軍所言甚是!”對於這個論點,司馬徽自然是舉雙手贊成,一臉的心有慼慼焉,然後迅速開始盤算著,斐潛的這個說法,確實是堂堂正正擋無可擋,而且從某些角度來說,司馬徽也同樣不願意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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