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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而惡語,然朝堂之內大臣何為之?呵呵,任由跋扈進鴆,帝即日崩。』
『後孝桓帝即位,親宦官而遠清流,何也?孝質帝前車之鑑也!』司馬徽嗤笑道,『倘若孝質之時,有朝堂大臣勇於任事,除暴降惡,豈有後宦官為禍乎?跋扈故然兇殘,然宦官可除之,奈何清流不可為?孝桓帝之後,朝爭愈烈,各思私慾,難存公心。此等之廟堂,又有何益之?』
漢質帝最開始的時候還指望著朝臣,他公開表示和梁冀劃清界限,當庭叱責梁冀,作為一個被評價為『少而聰慧』的人,當然不可能不清楚和梁冀鬧翻臉的後果,所以漢質帝很有可能是明知道這個後果但是依舊去做了。
那麼是誰給漢質帝的勇氣?
肯定不是梁小姐,自然是這個事件背後的蠱惑者,那些朝堂之上自詡清流的大臣。
這就像是後世那些拿著國家俸祿,享受著高等待遇的公知,在屁股簾子被掀開之後才從叫獸變成錢叫獸,漢質帝一度也非常相信這些朝堂清流,高位大臣,但是這些人最後為了漢質帝做了一些什麼?
這些人在漢質帝生前什麼都沒做,死後都沒做什麼。
漢質帝駕崩之後,在商議新皇帝的人選分成兩派,一派是梁冀想立蠡吾侯劉志為帝,另一派是李固、胡廣、趙戒及大鴻臚杜喬等等想要立清河王劉蒜為帝。結果是梁冀只是將李固免職了,就輕而易舉的立劉志為帝,這就是漢桓帝。
所以後來漢桓帝根本就不走清流大臣路線了,就像是後世那幾個老鼠屎公知將原本好好的一鍋粥全數給毀了一樣。
君臣之間失去了信任,還能起什麼好的廟堂之用?
劉志最終是依靠宦官發動政變,誅殺梁冀,並翦除其黨羽,隨後從桓帝開始,就進入了宦官持政的年代。
而宦官持政的最終後果,也不必司馬徽多說了,就是當下的戰亂……
所以司馬徽認為昏庸的朝堂還不如沒有,像是斐潛一樣的強力且聰慧的地方諸侯,反而比一個昏庸的朝堂要做得更好,長安三輔就是明證。朝堂,或者說天子,當個吉祥物就行了,別瞎指揮。只需要做好制約,就像是各個封國的國相那樣,王爺為名,相國為實。
當然,司馬徽所設想的制度,同樣也是有問題的……
『非也!非也!』鄭玄搖著頭說道,『此乃謬論也。廟堂之亂,乃擇臣不良,若是驃騎在堂,可治必多於關中三輔。若輕廟堂,地方則重,久之必亂,便如七國是也。屆時天下皆為藩門巨族,法度迷亂,國之不國,天下必覆!』
『不對,不對!』司馬徽也搖著頭說道,『老夫所論,乃定後之策也。既定之,當無有戰,更無七國之患也。更何況即便是有藩門巨族,宛如蓮縣藍田之事,又有何懼之?』
『謬也,謬也……』
『錯了,錯了……』
兩個老人從白天爭執到了傍晚,然後兩個人才算是停了下來,默默的喝水吃飯,都在思考著對方的言辭,都在想著自己的論點,然後分頭睡下,次日清晨洗漱,用過早脯之後,兩個人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爭論。
或許是雙方都沒有辦法直接確定廟堂之爭的結果,所以兩人又很快的綿延到了其他方面的差異爭辯上。
比如律法。
鄭玄表示需要嚴格律法,更詳細,更完備,任何人都不能違背法律,甚至包括君主。君主更應該帶頭遵從法律,這樣才能保證律法的有效施行。
司馬徽則是覺得要先教育,才推行律法,而且要給人更多的改正機會,要在鄉野之中建立起道德的標準,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的事情,減少對於地方行政的律法壓力。
鄭玄表示要增加律法的宣傳,增加律法的官吏數量,這樣才有更廣泛的公正。
司馬徽則是表示過多的官吏會增加民眾的負擔,要減少律法的宣傳,因為律法是最低的底線,整天宣傳底線有什麼可光榮的?所以需要的是增加道德方面的引導,這樣才能提升民眾的水準。
鄭玄說法律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矛盾的重要方法,一個好的律法可以引導人更加趨於善良而懼怕為惡;但是司馬徽卻覺得既然人跟人之間容易產生矛盾,就應該直接解決矛盾的根源,而去加強律法只是治標不治本,會越發的引導民眾去看律法有沒有漏洞可鑽……
於是兩個人就產生劇烈的爭吵。
鄭玄是有些偏向於愚忠派。
在鄭玄的觀念當中,臣子必須向君主盡忠,無論君主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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