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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可自治,若民可自治,則廟堂何之?』鄭玄皺著眉頭,揮動著手臂,強調語氣,『廟堂治民,修路架橋,通渠開礦,皆需排程,豈可由民自處?若民以自治,必僅為耕織也!其郡猶能焉?其國可強乎?無廟堂之法,定無百姓之善也!』
『黃老之說,以民自為,以期大治,此乃謬也!大謬也!』鄭玄非常嚴肅的說道,『民之自為,皆出於私也!奈何天下之大公,必損小私是也!如戰場之大勝,必有兵卒之傷亡,若以私論,民懼傷亡而不進,恐妻子之無養,如何可勝之?』
『徭役,稅賦,征戰等等,何有百姓可為之?』鄭玄繼續說道,『上古之民一日所得,與今可比乎?何也?朝堂固有其弊,然不可因噎廢食!道法自然不假,然民自治則不可!』
鄭玄說得很嚴肅,很認真。
他不是憤怒,也不是狡辯,而是真的在和司馬徽在探討。
因為他就是這麼認為。
鄭玄在早期的學術思想當中,他認為是存在天神的,也認可天子一說。這一點在他還沒來長安之前對於《尚書》的註解之中可以見其一斑。而且鄭玄還認為五行當有五材,然後有日月五星什麼的,然後因為什麼政道不通則神怒,神怒則五材失其用,不得用則逆人心,人心逆則為禍亂……
很顯然,這是一個看起來好像是通順,但是並不合理的邏輯。
對於這個邏輯的錯誤之處,後世裡面怕是小學生都能指出來,但是對於漢代的人來說,卻很有市場,因為這種天人感應的學說,已經用了三四百年了。想想看後世學閥才用多少年就已經是盤踞著學院頂級的位置,掌控著喉舌,勾結一氣排擠旁人,公然造假相互炒作,然後掌控了三四百年的時間漢代儒家子弟應該是什麼樣子?
漢代的這種天人感應,原本只是宣揚君權神授,神化皇帝,如果君主的行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會由上天降下種種嘉瑞、符瑞以示隆興,反之,若君主過失,上天則會降下種種災異以示警告。由此進一步推論,所有人的生死、貴賤、貧富、禍福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所以應該恭順天命,服從封建統治。
這其實就已經是有些走回頭路了。
劉邦好不容易將權柄從血統『高貴』的舊貴族裡面搶過來,結果他孫子又搞了一個天人感應,然後一步步的又還了回去……
但是在鄭玄到了長安之後,他因為正經正解的爭論和辯解,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之前的一些經文的註釋,開始從原始的天人感應理論當中擺脫出來,逐漸的從唯心走向唯物。
鄭玄漸漸的開始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表示只要按照有序的安排,按照客觀規律行事,那麼就可以得到好的結果,並且不再特別強調那些什麼祥瑞之事。
這樣的轉變,是因為鄭玄的政治立場的變化。
鄭玄原先在政治立場上,是偏向於保守和正統的,他認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恆不變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積極維護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制,反對地方割據勢力,所以鄭玄當時非常厭惡袁紹,也不喜歡曹操。
不過現在,鄭玄雖然同樣也反對地方割據勢力,但是他同樣也意識到,並非所有的地方割據勢力都是殘害百姓的,都是亂世的禍根……
尤其是斐潛在取得了關中穩定之後,並沒有大舉進攻山東,而是依舊對天子表示遵從,雖然鄭玄也明白這只是表面上的遵從,但也足夠讓鄭玄大感欣慰。
因為鄭玄從根本上,還是認同漢室的,他認為作為人臣,至少必須具備三德之一,忠義勇,不可全無,若是全無那就根本不夠資格作為一個臣子。所以在鄭玄的整體事項理論當中,雖然現在被剔除了讖緯的部分,也不再強調神靈和祥瑞等事,但是在對待君臣關係,治理百姓等制度上,鄭玄依舊認為是要嚴守等級秩序,才可使政治穩定,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而對於司馬徽來說,他認為斐潛現在做的就很好。
司馬徽認可的政治制度和鄭玄完全不同。
簡單來說,司馬徽認為朝堂距離地方太遠了,朝堂的責任是隻需要管理好各地大員即可,但是不應該制定一些沒卵用的政策去捆綁各州郡的手腳。
而且從某個角度上來說,漢代的朝堂麼,也確實做得不怎麼樣……
『廟堂……好好,既然鄭公說廟堂,那就說廟堂……』司馬徽捋著鬍鬚說道,『昔日孝順帝崩,衝帝始在襁褓,廟堂何為之?求請太后臨朝爾,太后又是何為?詔冀與太傅、太尉參錄尚書事。冀身居高位,權掌朝堂,卻侈暴滋甚。後孝衝帝又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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