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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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63頁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一心想擴大地盤，於是他們向北進發，和打著“燕軍”旗號的造反派爭地盤。非常八卦的是，趙王武臣外出閒逛，竟然被燕軍所擒，做了俘虜。

燕軍想拿他脅迫趙軍割讓土地，因此來索要人質的趙國使者均被拒絕，雙方僵持起來。這時，趙軍有個“廝養卒”（伙伕之類）跑到燕將那裡分析了趙王的內部局勢：“你們抓到的趙王武臣其實並不值錢，趙軍內部真正的牛人是張耳、陳餘，這倆人其實正想在趙國稱王，只是時機尚未成熟罷了。如今趙王自己傻兮兮撞過來做了俘虜，張耳和陳餘一定偷著樂呢，他們想借你們的手殺了趙王，然後自立為王。”燕將一聽，留個窩囊的趙王並未有利於燕軍，於是便釋放了趙王武臣。

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這樣的事，一方運氣特別好，一不小心就把敵方的領袖抓到了，這個時候如何處置俘虜來的敵酋，是一個考驗政治智慧的事情。

明朝土木堡事變，蒙古瓦剌意外地俘虜了明英宗朱祁鎮，瓦剌的首領也先高興慘了，俘獲皇帝，自然奇貨可居，可以換取不少好處。訊息傳到北京，京師震撼，但為了防止也先勒索起來貪得無厭，於是立郕王朱祁鈺為帝，是為代宗。蒙古首領也先後來看到油水不大，於是反向思維，乾脆釋放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北京於是有了兩位皇帝，最後釀成了“奪門之變”。當時蒙古勢力尚不足以和大明分庭抗禮，要不，單憑釋放英宗造成的大明內亂，蒙古瓦剌族就一定會有機可乘。

我們熟知的西安事變，也是如此。延安當時對蔣介石並沒有處置權，蔣畢竟是在張、楊的手裡，而張、楊給自己的定義是“兵諫”，諫者，以下勸上，他們是承認蔣的地位的。但是，也不排除延安制止老蔣返回的可能性，南京當時也確有希望老蔣回不來的勢力，最後延安還是利用這一事件，完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再往上還有金國俘虜徽、欽二帝，都是可以一齊拿來做研究的。金人擄走宋朝徽、欽二帝，讓這爺兒倆老死北方，倘若金國當初在合適的時機將他們放回杭州，會不會就此讓南宋王朝陷入內戰呢？

在趙王武臣被俘而後又重返趙國的事件裡，起到改變事件（說他改變歷史程序有點兒誇大）程序作用的，是一個“廝養卒”。銳圓說“人人是刀斧手，個個是權謀家”，這就是一個佐證。《資治通鑑》卷第八秦紀三（凡二年）◎《資治通鑑》卷第八秦紀三（凡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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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哥李斯被踹入茅坑的前因後果（1）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67頁

二世是個聰明人，會用話碴子噎人。大澤鄉剛揭竿而起之時，秦帝國中央肯定沒有予以高度重視，待各地風起雲湧，二世扮起了鴕鳥，下面也吃不透局勢到底會怎麼發展，所以報喜不報憂，大事儘量化小，小事幹脆化無，及到星火燎原，大批官員被殺，大量城池失守，農民軍扣關西向直逼咸陽的時候，二世知道不能繼續扮演鴕鳥了，於是，調整政策，實行“問責制”。

危機之初，不能見微知著；危機顯現，不僅不能積極應對，反而採取眼不見心不煩的逃避策略；及到危機爆發，則掉過頭來責備屬下。一個領袖在處理危機過程中最不應該犯的錯誤，秦二世一個都不少地實踐了一把，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自己不是那塊料，是典型的衰神二代。

衰神二代中有渾蛋，也有玻璃蛋。二世是玻璃蛋，小聰明小機靈抖得不錯，他攤開雙手，一臉無辜地問李斯：“你老人家位居三公，是中央電視臺千古名相的年度候選人物，怎麼搞成這個局面？”

李斯本來是個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