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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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什麼好寫的。真是，團宣委還說誰不寫大字報，就是對運動有牴觸。你就讓我沾個邊也好。”他一邊替我抄寫，一邊仍在發嚕嗦：“畢業班功課都忙不過來，還叫大家去寫這些。”有了他的幫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幾篇。

那天下午放學的時候，我的幾張大字報全貼出來了，其中有一篇還是用相聲形式寫的。已有不少人在觀看我的大字報，我心裡怪癢癢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開發表，並獲得如此多讀者，竟忘乎所以，彷彿已成為學校中的新聞人物，容不得我退下來。當時我只想到會因此得到表揚，壓根沒考慮還要承擔什麼後果。正如寫作文，只盼得高分，那裡會因為交作業而受罰的。我天真地認為，不正是校長叫大家要這樣寫嗎？不寫還不行呢！

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學生們的狂熱成了脫疆的野馬。誰也沒有料到前頭還有陷阱在等著。寫大字報一時成為主課，成為一種大出風頭的競賽。大字報越寫越長，越寫越大膽。有的人開始“拋衛星”、“搞尖端”，象“推翻*”，“×××拿軟刀子殺人”，“不要淪為蘇聯的殖民地”，這樣的大字報也出來了。看了直叫人心驚肉顫，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對我說：“高三甲班許某某貼了一張‘告同學書’的大字報，公然號召同學起來反對黨的領導，揭穿‘反右’鬥爭的陰謀，實行知識分子專政。這不成了反革命嗎？”當時我還平靜而老練地對他解釋：“社會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們散佈反革命言論的目的在奪取我們的政權。同學們的‘鳴放’是公開的，是響應學校的號召，就象是在導演的排練下登臺表演特務一樣，即使說得反動透頂，你也不能認為他就是反革命。”他搖搖頭，好象不便再說些什麼就走開了。

那時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別是那些平日只埋頭讀書很少參加活動的同學。學生中一貫紅彤彤的黨員，團幹部一時也變得無能為力，而幾個無所顧忌的大字報作者成了譽滿全校的英雄。我雖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從大字報的數量看，登記表上已是三個正字再一橫。班主任曾輕輕地拍著我的肩膀對我說：“你寫的大字報可不少呀！十六篇了！”我心裡還以為班主任在表揚我呢！殊不知這也許是個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待續）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二、人生轉折——一場運動（4）

記不清後來風向是怎樣轉的。大約過了一星期，大字報明顯少下去，除個別人偶而還在傳達室門前貼出一兩張，大部分同學已不再關心大字報的事，那些在功課上忙不過來的，早已回到書本上去。我也不再寫了，心裡卻在等待受表揚的一天。

此時班上團支部“組委”和“宣委”好象開始忙碌起來，他們的行動有點詭秘，經常在自習和課外活動時間離開教室，不知上哪兒去，有時一整天沒回來。幾個風靡一時的大字報作者被人偷偷議論著。有人開始用奇異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開我。但是我不以為然，我沒有做錯什麼，我寫大字報，純粹是在執行學校佈置的任務。除非聽到校長公開表態：“當初動員學生鳴放是錯誤的。”我絕不懷疑學校還有別的用意，不相信會因為寫大字報而受到懲罰，不相信學校也會坑人。

1958年元旦過後，全校開始轉入“大辯論”。第一階段辯論“工農之間是否存在差別”。我對此不感興趣，認為問題很簡單：目前國家經濟條件差，農民的收入還趕不上工人的收入，但我們的制度將保證逐步縮小並最終消滅這種差別。我沒有在辯論會上發言，心裡卻擔心會被看成是“只顧讀書，不問政治”的人。

我這種擔心竟不自覺地表露出來。1月14日一個冷冽的早晨，呼呼的北風象一隻冰冷的手，一下從領口上直伸到脖子裡，令人一路直打哆嗦。幸虧我上學是順著風走，就把衣領豎起來，雙手插在衣袋裡，象鼓起一張船帆讓寒風推著向前。偶而一陣旋風過來，會把我打得暈頭轉向，直到走進校門，才定下神來。迎面恰巧遇見團支書，他是我入團介紹人，我一向尊重他。不知是寒風把他的臉凍成硬綁綁的，還是他對我在“大辯論”中沉默不語真有意見了。看他一付嚴肅的樣子，我頓時心裡感到一陣不自在，竟衝著他說：“不能光看一個人是否到處找材料，就斷定他是不是積極參加大辯論。根本問題沒有講清楚，憑一組數字，幾個事例就肯定工農之間是沒有差別的，這怎麼行？就算一時被你說服了，以後再聽到或看到工農之間確實存在差別，又該如何解釋？願望不能代替現實，應該尊重客觀情況。不是我們說它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光想聽好話怎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