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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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道友的這一番講話，分明是把京城裡面的書生理論，用到自己莊稼人的頭腦裡。僅僅一年之後，幾乎全中國的農民會在“實踐檢驗真理”這幾個字的慫恿下，公然講出大體同樣的話了。

不過，這時候鳳陽還不敢真的打“包產到戶”的主意，而以“分組責任制”為名，即使這樣，其將生產隊再加以分割的用心也是一目瞭然的，以當日情形論，這明顯是與人民公社理想背道而馳的行為。然而鳳陽此舉的危險還遠不止這些。當陳庭元向上級稟告這些想法的時候，實際上他治下的土地上，“包產到組”早已如火如荼，甚至在八個月前縣委會議的記錄上，全縣二千九百零五個生產隊中，已經有一千四百六十九個採取了類似的行動。只不過，這一切都是在戰戰兢兢的狀態下進行的。如今陳庭元的打算，是借“實踐檢驗”的招牌，將自己的越軌行為合法化。陳度元當日為縣委書記，官級相當於縣長，在舊時為七品，乃是官制中最低一品，所以有“七品芝麻官”之說。委員支道友則連七品也還夠不上。如陳、支這等小人物，當然無從洞悉北京中南海里面的風雲變幻，可是他們竟也知道接過“實踐檢驗真理”的宗旨，以維護自己的“責任制”。看來，這面大旗的招揚於全國，是無論如何也不可避免的。

責任制在中國，可能是持續時間最長而含義又變化最多的一個概念，五十年代曾由鄧子恢加以提倡，1962年中央政府制訂的人民公社條例中亦曾出現。到了八十年代，中國農村在經歷了一連串的酸甜苦辣和起伏跌宕之後，仍然是用這個概念來確定改革的程序。比如1992年鄧小平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好”的時候，其口吻與氣派，就如同毛澤東三十多年前講“人民公社好”一樣。只不過，中國文字的奧妙無窮，總是可以賦予同樣音形的詞以很不相同的意義。“責任制”即為其中最典型又最富戲劇色彩的一個。

1978年“責任制”的含義，在於擺脫政府組織的行政干預，而使生產隊獲得自主的權力。報紙頭版常以“反對瞎指揮”，或者“恢復生產隊的自主權”為題目。這一切均以“落實黨在農村各項政策”的名義展開，換句話說，黨的方針不能允許自己去幹預生產隊的事務，後來對於生產隊種種指手畫腳的行為，只是一系列錯誤決策的結果。但在實際上，人民公社的制度，本來就不具有讓生產隊掌握自己命運的內容。依照這一制度，農村財產的佔有，分屬於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三級，而以生產隊為基本的經濟核算單位。叫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是，既然權力為三級共有，其實際的力量自然就在最高一級手裡，因為中國的官制，下級官員的任免均由上級來決定，所以下級官員在實際運作之中，便沒有可能違反上級意志，偶有此種行為者，常常是早上直言抗命，晚上便被解職。所以在官場之反叛者中，有“把烏紗帽夾在胳肢窩下”的說法，意即要反對上級決定，自己先將頂戴烏紗除去，不用等待他人來奪。生產隊的所謂“基礎”，在條律中本就含糊不清，又有既成官制約束，自然從一開始便只能成為口頭上的承諾，實際上卻無從執行。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則連說也不願再說。那時，將生產隊權利全部交由大隊支配已成時尚，根據黨中央這時的計劃，至少要在五十萬個生產隊中迅速採取這一步驟，而現在所謂“責任制”的提出，恰是針對這樣一種局面，開始要求恢復生產隊的權利。很明顯，這種要求的實質也在於恢復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大夢誰先覺（11）

就大局來說，這一年中國人的思緒，大都不在人民公社上。毛澤東在自己的身後留下一個貧窮的鄉村，人們卻很難一下子明白，貧窮乃由制度所鑄。不過，在另外一方面，情況就大不一樣。幾十年意識形態的糾纏，造就了太多的含冤忍辱之人，這些人大都活在世上。他們包括，五十年代後期的右派；六十年代所謂“四不清”的人和被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七十年代的“右傾翻案”分子。這些人連同他們受到株連的親人朋友同事上級部下，人數可達一億人。

那時候，喊冤的人群到處都是。中國人的心理還不是九十年代初期的這個樣子，說到“解放思想”，就是“下海”做買賣，就是到處牽線搭橋找專案，就是開闢第二、第三、第四職業，就是和發達國家比闊氣。那時候的人們，政治生命甚至比生理的生命還要重要，說到解放思想，還是想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再生，想要“平反”，想要“恢復名譽”，只要組織上說一聲“你受委屈了”，他就會感動得淚眼相向，覺得十幾年的冤辱苦難終於有了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