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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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局面下，鄉下人要求在經濟方面享有權力的呼聲，還沒有成為勢如破竹的潮流。只有在最窮的地方，這問題才富有爆炸性。那裡的老百姓強烈地感到飢寒交迫，連物質生存尚不能維持，精神的榮辱自然無暇顧及。這些人的人數在當時至少有兩億。他們對於“權力”的要求，在城裡人聽來，如同來自遙遠的天邊的聲音。有安徽省東部，那裡曾是出名的“乞丐之鄉”，後來被史家稱為農村改革的發源地；有內蒙古南部河套地區，這是中國北部一個連線農業區和牧業區的地方，農耕民族與北方遊牧部落征戰的歷史，在這裡至少持續了二十個世紀；有廣東省潮汕地區，在本世紀的上半葉，由於貧窮從這裡出走的農民遍及全世界，今天已經成了世界各國數千萬華僑當中一支強悍的力量；有浙江南部的溫州，這裡的農民有著桀騖不馴、獨闖天下的傳統，1977年冬季，有一百多名城裡的幹部進駐此地，要把社員集合在人民公社裡面勞動卻沒有成功；有青海省，這是中國西部一塊最落後的地方，高原苦寒，藏漢雜居；有河北省的滄州，其荒涼肅殺自古聞名，因為這裡在古時曾經是罪犯流放之地，明末小說《水滸傳》中最有名的一個人物林沖，就是在負罪之後被官府發配此地，落草為寇；有貴州省，這是西南地區一個邊遠省份，比林沖去的那個流放之地還要遠上十倍，由此地鄉村赴京城，汽車與火車的交替執行至少要一個星期；有陝西省的商洛山區，十七世紀的農民領袖李自成，就是從這裡起兵打進京城，令明末皇帝崇禎上吊自盡；有陝西省北部的榆林地區，這裡是黃河中游水土流失最嚴重的一塊土地，很多地方已經支離破碎，寸草不生；有山西省的呂梁山區，這裡在四十年代曾經是共產黨游擊隊的隱藏之地，其偏僻的程度，令國民黨幾十萬軍隊無法到達，而游擊隊中的一員，就是今天領導著中國的華國鋒……

窮鄉僻壤裡的人們這時候忽然明白，何以古人會有“天高皇帝遠”的睿智。他們背離人民公社宗旨的行動，在1978年的時候，就是藉助於交通不便與訊息的閉塞，才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政府的官員們都在忙著為自己洗清冤屈，根本顧不上農民在幹什麼？這為農民提供了天賜良機，此時幹起來，只要小心地不要與“臭名昭著”的“包產到戶”搭上邊兒，也就行了。四川省一個老農告訴他的縣委書記常光南說，他的生產隊已經拆散為幾個小組，定產定酬，多產多得，少產少得。他之所謂“定”其實就是“包”。他巧妙地避開一個”包”字，就是為了不致引起書記的震動。常光南一眼洞穿老人的計謀，不過卻抱著同樣的心境：“只要有飯吃，管他是‘定’還是‘包’呢？”他說（《四川日報》1980年7月18日。）。安徽省鳳陽縣一個公社的書記詹維舟，則是以一種更為隱晦的方法向他的上級提出建議，他在自己的手上寫了一個“富”字，為什麼會富呢？他說道，“寶蓋頭”為家，“口”為人，“家”中一人一方“田”，就是富。這意思說穿了就不僅是“包產到組”，而且要包產到每家每戶了。不過，他巧妙地用咬文嚼字把這一切都藏在深處。可是，另外一個人顯然沒有這種咬文嚼字的本事，那時他也不敢相信他的上級可以縱容他的言行。這是山西省聞喜縣的一個生產隊長，名叫孫炳新。在1978年的春季，他決定要在自己的生產隊裡“包產到戶”，副隊長愣著眼睛不知所措，這時候他就說：“上頭、下頭，咱只能熱一頭，順上頭，社員沒飯吃；順下頭，領導要批判。咱要兩頭都不得罪，就一個辦法，偷著幹。”（《中國青年》1981年第19期。）

大夢誰先覺（12）

如此膽大妄為的人，那時候還不多，但畢竟已出來好幾個。以中國鄉間的傳統，這種具有反叛意識的人通常有極為強烈的號召力，其一呼百應的力量，甚至遠勝於政府的官員。但是，還有更大的危險，一些本來對於人民公社制度最忠貞不二的黨的官員，這時候居然也露出離心離德的傾向。鍾永棠的上級把他派到甘肅省武都地區去當黨的書記，本是指示他把那裡的人民公社搞得更加生機勃勃，可是他在那裡竟說“人民公社是戰略性的失策”，“集體經濟是有集體沒經濟”，還說不讓社員“包”的人是“飽漢不知餓漢飢，自己吃飽喝足，坐在大沙發上空喊高調不腰疼。他們只知道一個社會主義，離開人民太遠太遠了”。他認定“遲早要衝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鍾永棠說的一點也不錯，不過這樣一來，就昭示了他公然反叛人民公社的立場，甚至讓人懷疑他是否是一個共產黨員。陳庭元與他明顯地沆瀣一氣，可是卻不肯這樣明目張膽地與人民公社分道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