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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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力氣也就可以明白，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只會是一個，就是林乎加的上級不肯支援他而支援了他的下級。沒有人能夠對這種猜測提出事實上的根據，但是李雲河卻聽到一個讓人心悸的訊息：

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方向的問題”。

毛澤東的確有過類似的表示，而且更加激烈，但這只是在若干年後出現的事。在1956年的那個冬天，這仍然只是傳聞而無法證實。問題在於，僅僅傳聞也就足以對這些最下層的官員發生重大的影響，而且，此種傳聞也必會為縣委書記李桂茂所知。這種壓力直到三十年以後他還能清晰地感覺到：“形勢越來越嚴峻，我作為縣委第一書記，怎麼能不顧領導意見，不聽地委招呼？”僵持的局面拖延至1957年3月7日，李桂茂終於屈服，他作出《堅決徹底糾正包產到戶的決定》，其中說，除保留“燎原”試點外，其餘地方一律糾正。他解釋說：“這是我在下有要求、上不支援的情況下對包產到戶的複雜心情。”

照過去方針辦（10）

考慮到李桂茂後來的行為，可以認為他的這一番陳述不無事實上的根據。但是在當時不論他是多麼的口是心非，他的決定僅僅在名稱上也就表明了一種清晰的立場。更何況它還以3月8日為最後的期限，宣佈此後若再有人堅持包產到戶，則以黨紀國法論處之。所以李雲河稱，這是一條震撼永嘉的“三八線”。

李雲河搬出鄧子恢來作最後的掙扎。他在縣委的會議上說，鄧老說過可以“包產到組”、“包產到戶”，所以“我的辦法還要堅持”。鄧子恢的確有過類似的表述，但是由於毛澤東的尖銳批評，這位被叫做“小腳女人”的農業專家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威風，當然不能成為李雲河的擋箭牌。

可怕的風暴在4月初終於來臨。一連串質問拋向李雲河：包產到戶是在鼓勵單幹，而使合作社完全解體，只是對富裕的農民才有好處，說穿了是資本主義；所謂“鄧老指示”，不過是斷章取義的詭辯；上擁鄧老“指示”，下借群眾“要求”，可見他還沒有絲毫悔改的願望。看來李雲河已經不能繼續工作，因為只要他還有權力。就有可能在宣傳中夾帶私貨。省委工作組也開赴“燎原”，一進村就宣佈包產到戶為“星星鬼火”，要用最迅速的行動來撲滅。工作組提出的報告說，“事實證明只有合作化才能使農民的生活好轉”。但是農民已經有點按捺不住。那一天縣長帶領機關幹部來參加勞動，合作社的社員們認為這個機會可以用來表達他們對禁止包產到戶的不滿，於是打著“沒有飯吃”的旗幟，群聚起來，將工作隊團團圍住，從上午直到子夜、激憤的農民將一個姓葉的幹部群毆致傷，把另外一個王姓幹部的衣服上面捅了一個大洞，仍然不肯甘休，又去抄了幾個合作社幹部的家，方才覺得出了心中一口惡氣。這時已是東方破曉時分。

農民的反抗如此激烈，令黨的幹部們一時不知所措。假如毛澤東能在這個時候就把五年以後才肯說出的那句話說出來——“中國有五億農民，如果不團結他們，你有多少工業，鞍鋼再大也不行的，也會被推翻的”，事情的結局恐怕又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不過，現在毛澤東正在寫《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他說，要讓右派猖狂一個時期，“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表明此時他的心裡全是反擊右派的念頭，其計劃猶如一場軍事性質的戰鬥。三週以後，他真的起草了反擊右派的指示。《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說，右派們“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

這種局面使永嘉鄉村中那些愁眉不展的工作隊員為之一振。因為依照既成的邏輯，百姓的騷亂定是受了壞人的挑唆。這個推理很快又為事實所證明。右派分子章伯鈞就在煞有介事地打擊合作化的運動，說“農民在咒罵毛主席”。這樣的人在溫州也一定會有他的代理。於是，一個名叫諸葛邦寅的農民被指責為“右派首腦”，逮捕歸案。此人幾年以前即不肯把糧食賣給國家，現在則“藉口改進合作社的經營管理，到處販賣包產到戶”，不僅造謠說已經獲得政府批准，而且還打傷鄉支部書記謝昌寶，使其吐血成疾。然而最重要的，此人之兄為惡霸地主，於土改當中被工作隊處決。所以這一切都有了階級的色彩，包產到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地主階級“射向社會主義的一隻糖衣毒箭”。

《浙南大眾報》也從一片慌亂中重新振作。7月的最後一天，充滿激情的編輯在自己的報紙上寫道：“打倒包產到戶，保衛合作化。”並且說包產到戶有十個“大禍害”，那些熱衷此道戀棧不去的人，簡直是“抱著狐狸精當美女”。溫州地區黨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