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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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更加理直氣壯地採取步驟，約束農民的私有慾望，其具體的部署叫做社會主義“說理大會”。據《浙南大眾報》說，二十天裡召集了上千次“大會”，教育了上百萬農民。並且將一百七十二個合作社的包產到戶全部取消。永嘉縣的黨代表大會似乎覺得這還不夠，作出決議說“要把包產到戶徹底滅種”。

8月8日，李雲河的上級領導召開會議，判定他的包產到戶是“原則性路線性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富裕中農資本主義思想的反映”。李仍然痴迷不悟，他說“給我試驗到底，不能一棍子打死”。到了10月，李雲河終於意識到他已經無力迴天。那一天北京出版的《人民日報》把他“一棍子打死”了，那上面印著他的名字，說他製造的“燎原事件”為“右傾”錯誤誤（《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3日。）。新華社還把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通電全國，說他以鄧子恢為後盾從事“斷章取義的詭辯”。看來這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鄧子恢就在說了“可以包產到戶”那句話之後，緊接著又說，“浙江某些縣所實行的‘按勞分田，包產到戶’實際上是退回到單幹”。這裡所謂“某些縣”，不是李雲河的永嘉又是誰呢？

照過去方針辦（11）

三十年以後以喜劇方式在全國上演的包產到戶，現在則進入了悲劇的高潮。1958年2月21日，永嘉淹沒在標語、漫畫、口號和大字報的海洋中。包產到戶和它的倡導者們受到公開的審判。在中國，這是結束其政治生命的最有效的方式。

李雲河是當然的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勞動改造；

戴潔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往農村；

李桂茂雖然中途勒馬，反戈一擊，亦屬中右分子，撤銷一切職務，降低三級工資。

永嘉縣農村工作部支援“燎原”的錯誤也不容姑息，予以取締。部長韓洪昌、副部長呂克熙與周祥千、局長鬍宣哲，均為右派，秘書潘長平罪行稍輕，為壞分子。這些人一律撤職、降薪、勞動教養。二百多農民被當村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收監。其中一人刑期二十年，未及期滿即死於獄中。他叫徐適存，罪名為“破壞合作化”，其事實的根據是他在群眾大會上公然呼喊“包產到戶就是好”。

“燎原事件”遺留下來的“右派集團”，從此四分五裂，很快便被遺忘，即使今天亦鮮為人知。就數量而言，這些人在當日五十五萬右派中不過是滄海一粟。然而它卻包含著與其他千萬沉冤不同的意味：合作化在它歷程的起點上便埋葬了走向光明的契機，所以它在戰勝了它的敵人的同時，也在走向自己的墳墓。

這個事件的結局，還醞釀了中國此後歷史的一個基點，即以意識形態的判斷來取代經濟問題上的不同探索，以專政的高壓迫使人們保持思想統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當事人中，並無一人可以自詡當日在沉舟側畔保持了徹底的高風亮節。他們都多多少少地表現出雙重的品格。最堅定者如李雲河，也不得不在報紙上發表自我責難的文章。李桂茂其人則更值得心理學者加以考究。對於“燎原”的包產到戶，他由猶疑不定轉為堅決支援，繼之又堅決地予以反對和打擊，卻仍不足以自保。然而他在終於落難之時卻把包產到戶的大批資料卷宗珍藏起來，歷經無數抄家遊鬥顛沛流離仍使之完好無損。有一天，他遇到昔日被他嚴厲批評過的下級戴潔天在監視和強制之下勞動，遂駐足觀看。這一來，一幅令人心酸的場面就永遠地印在他的心裡，以至三十年後他還如泣如訴地加以描述：“我見到他營養不良，勞動過度，面黃肌瘦，雙手不能舉起，感到他正在死亡線上掙扎，但我又不能伸出援助之手，內心痛苦使我徹夜難眠。”戴潔天此時卻在為了不能向妻子兒女伸出援助之手痛苦難眠。“幼兒四口，嗷嗷待哺，炊煙常斷，啼飢號寒”，他悲憤地寫道，“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訴鄰家飯菜香”。在另一首詩裡，戴又表明他的悔過認罪全為被迫之舉，在他的心裡則仍然保持著昔日的氣概：“忍將心血埋深土，為待他年有問津。”這表明黨的幹部們在特殊年代的複雜心態。雖然他們中間多數人不得不隨波逐流以求明哲保身，且即使他們敢於直言犯上也不會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強制性的手段雖可令人俯首就範，卻永遠無法征服其內心世界。

我們國家數千年的歷史演變至今，農民始終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中國共產黨由農民中崛起，但執政後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正是農民。農民們不通文墨，沒有政治意識和組織的習慣，易於為人煽動，卻又逆來順受。除非淪落到易子相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