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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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們應該用冷水來洗洗，因為他們“頭腦發熱了”，儘想著“搞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他的意見得到國務院裡他的幾位助手的響應。這些人包括計委主任李富春、財政部長李先念和經委主任薄一波。這幾個人在一起召開了兩個會議，專門壓縮計劃中的指標，時為二月，所以周把它稱之為“二月促退會議”。他還提醒他的聽眾“有急躁冒進現象”。劉少奇與周恩來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在這幾天中召集了一系列的會議，主張把計劃中的指標一壓再壓。甚至連###也加入了這一行列。陸定一將一篇社論交由劉少奇和胡喬木修改，然後呈送毛澤東的面前，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不料毛澤東卻在上面寫了三個字：“不看了”，就扔到一邊。

機敏而細心的周恩來，不會不知道毛澤東在這三個字裡面所流露的不滿，然而他和他的支持者依然故我。社論在6月20日發表於《人民日報》，國務院也繼續大刀闊斧地執行自己的方針，“小躍進”已然流產，農業的《綱要》事實上也被棄諸一邊。這種勢頭保持了至少一年。

1956年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之所以分外重要，是因為今後發生的每一件大事，幾乎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淵源。人民公社的由榮而辱，以及包產到戶的由辱而榮，實際上也都是從這時開始。

今天重新回憶這一段歷史，讀者恐怕可以認為，黨內高階領導人聯合起來抑制毛澤東的獨斷，並不是不曾有過。1956年為第一次，亦曾有過相當大的成功機會。舉一件事情就可以明白，這一年秋季，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人們開始批評個人崇拜，經過修改的黨章中也不再提到“毛澤東思想”。差不多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本人曾提出共產黨最高階的領導人員可以分成一線和二線，他將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也即退到二線上，而將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放在一線掌握實際權力。假如這樣的方針能夠真正實行，則中國今後的歷史和毛澤東本人，一定比實際的情形要好得多。這些人都具有傑出的智力、驚人的判斷時局的本領，以及更為冷靜的頭腦。在1956年以及後來的年代裡，他們或公開或私下，幾乎是一致地主張用較冷靜的態度對待中國的經濟，只是毛澤東的威望實在太高。沒有毛澤東的英明，即不會有共產黨今天的政權和地位。如鄧小平在二十多年以後所說，“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45頁。）。他們在毛澤東面前時時感覺到領袖的英明不可動搖，以至於亦步亦趨地跟隨這位偉大的人物做出許多不自量力的事情來。　。。

照過去方針辦（8）

但是在居江湖之遠的某些奇人異士中間，卻發生了敢於特立獨行的事情。1956年中國農業史上對合作化最具威脅力量的事件，不是發生在毛澤東和他的同事中間，而是由兩位小人物——李雲河和戴潔天發動起來，其影響在以後的幾十年裡綿綿不絕，直到八十年代還會成為世人追逐的話題。

李雲河1956年始任浙江省永嘉縣農業書記，年僅二十四歲，他的下級戴潔天長他五歲，當日為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這兩個人具有超人的膽量、豐富的想象力和足夠的務實精神，將這樣的人派去推行合作化方針，就註定了悲劇性結局的發生。

是年春季，這兩個人到鄉下去觀察合作社的情況，驚訝地發現鄧子恢所說的農民的消極抵抗情緒是如此強烈。幹部胡亂派工和農民怠工隨處可見。下地時的拖拖拉拉和收工時的一窩蜂，形成鮮明對照。幾句雅俗雜交的新諺正在農民中廣泛流傳，他們饒有興味地把它帶到了縣委會議上：

出工鷺鷥探雪，

收工流星趕月，

幹農活李逵說苦，

爭工分武松打虎。

以當日共產黨對於顛覆力量的警惕之心來衡量，這樣的事情完全可以當作敵對者的陰謀。但是李雲河不能同意，他說把全部的農民都作為黨的敵人是不可思議的事。然後他就提出用“包產到戶”的辦法來解決眼前的麻煩。他的理由乃是基於當日農村的生產條件以及人之本性。這兩者在農業生產中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關於農民勞作的方式，李雲河用了一個刻薄但卻相當形象的比喻，說是“1007部隊”。李雲河所說“1007”，是指農民以一條扁擔、兩隻糞桶和一根鋤頭，來完成全年的勞作。將這樣一些人成群結隊地趕至一塊土地上面去勞動，就難免造成“極為嚴重的窩工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