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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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至勞動的收穫，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這個體制裡支配力量的實際執行尚有很多技術性的環節，這些環節自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漸漸成熟起來，並且連線成為一個完整的鏈條，毛澤東當年將其概括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每一個農民必須先成為社員，被編入生產隊中，又由若干生產隊合為一個大隊，再由若干大隊合為一個公社。這樣，在每一個農民的頭上都重疊著三層組織，均對土地擁有權力。歸結到實際的操作程式，生產隊是權力的直接行使者，作為社員，農民們集合起來，在生產隊的指令下從事勞動，全部勞動的成果均屬生產隊所有，生產隊的領導者則在這些成果中作出劃分，一部分交給國家，另一部分留歸自己支配，其餘則按人口的多寡和勞動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給社員，以維持其生活的延續。由於生產隊在行政上垂直地隸屬於公社，所以它其實只是體現了公社的意志。這種隸屬關係的上延，在這裡才剛剛開始。再向上，社及縣，縣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這龐大的權力結構中，中央政權對於鄉下農家的事大可無需一一染指，且不至於因此大權旁落。五十年代中期開展的合作化運動，以一種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熱建造了這樣一套制度，最終實現了對農民的領導，也實現了對農產品的控制，而這正是我們的權力機構得以生存和運轉的最重要的基礎。

現在，小崗出於純粹功利的動機，將土地分給農民，雖然它還無權宣佈上地為私有，但是，失去了對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對土地上的勞動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對土地上的產品的控制。生產隊的大權已然旁落，建立在生產隊之上的公社亦成為空中樓閣，整個權力的基礎恐將因此而解體。在小崗的農民們看來，這基礎原本就不存在，從來就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雖然政府的官員們總是炫耀這是他們改造農村的豐功偉績。但在另一些人看來，情形就完全不同，這簡直就是對我們國家煞費苦心建立起來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惡毒在四個月後的一場大爭論中由一位黨的中級官員一語道出：

風起青萍末（6）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78年12月小崗“蠢蠢欲動”之時，華國鋒在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已有兩年零兩個月，與此同時，他還是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的忠誠的確不負毛澤東的期望。他在取得權力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人民展示了一張紙條，上面是毛澤東用歪歪斜斜的筆劃寫的六個字：“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顯然是以此證明他是毛澤東的合法繼承人，同時也意味著他將堅持毛主席的過去方針，決不允許有任何背叛行動。

此刻，中國的黨政要員全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七十年代後期的時候，這些人可不像今天這樣——心裡想的全是圈土地辦工廠、與左鄰右舍比規模、爭速度。那時候，黨的高層領導中的首要話題，仍然是重新估計黨的農村方針。小崗的事變尚未傳到北京，但很難說華國鋒對農村中日益增長起來的消極情緒不曾與聞。他出身鄉下，如今即使為黨中央主席，仍能忙裡抽閒地走東訪西。北京的上流社會里流傳的一則訊息說，華國鋒在一次鄉間走訪中偶遇一老農。那老農正在插秧，卻又只顧與人說笑，一副愛幹不幹的樣子。主席問他何以不肯認真地幹活。老頭兒說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話來：

插秧插秧，為誰插秧——

第一砘秧，插給大隊書記；

第二砘秧，插給公社書記；

第三砘秧，插給縣委書記；

第四砘秧，插給地委書記；

第五砘秧，插給省委書記；

第六砘秧，插給工人老大哥；

第七砘秧，插給親人解放軍；

……

第十三砘秧，這才是給我自己插的。

老頭兒當然不知道面前這位憨態可掬的人竟是黨中央的新任主席，否則他決不可能將心中之怨如此赤裸裸地和盤托出。事實上，華國鋒的視察大半被一群報喜不報憂的地方官員所包圍，對真正的民情則無從洞悉。但據說這個“十三砘秧”的故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經在黨的高階會議上屢屢提及此事，這證明他已經看到農村中瀰漫著的消極氣氛。

省委書記萬里進京與他面見的種種情節，也必定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華國鋒還記得萬里當時痛陳農民的貧困與絕望，並且認定非把土地劃給農民建立“責任田”不可，否則無法扭轉危局。萬里的為民請命，乃是基於這樣一個潛在的理由：人民公社制度已經失去農民的信任，農業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