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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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的高潮也無法重建農民的熱情和農業的前途。事實上華國鋒所見到的事實，與萬里所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只不過華國鋒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他認定人民公社的精神必須徹底地灌入農民心中，方能振興農村。

這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黨的高階領導在毛澤東逝世之後關於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鋒，時為1978年秋季。衝突之一方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另一方是黨中央的主席。根據萬里後來對一位新華社記者的回憶，他並不是勢孤力單的，在黨的最上層裡有著一種力量在支援他。當華、萬二人發生明顯的分歧時，在場者至少還有鄧小平和葉劍英二人。鄧小平重申了他的曾被毛澤東批判過的觀點；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葉劍英則較為和緩地站在了鄧小平的一邊。這等於是合二人之力，含蓄地支援萬里向人民公社發起挑戰。當時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嚴責萬里約束治下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舉動。但他並不知道萬里所轄的土地上，正在出現一個興風作浪的小崗。

1976年12月，也即“小崗事件”之夜的兩年前，華國鋒著手為中國農村譜寫優美而又豪邁的主旋律，他的舞臺是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的會議。其序曲是按照二十多年屢試不爽的辦法——意識形態之戰——展開的。

會議在這一年12月召開。會址仍然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那顆世界上最大的紅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權力的更迭之後，現在仍然高懸在所有人頭頂之上。我們國家的中樞，在經過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盪之後，開始了第一次聚會，最有權力的人們齊集一堂，重新笑臉相迎。

華國鋒指定他的農業方面的主要助手陳永貴在前臺作主題報告，他本人則在適當的時機出面肯定報告的內容。這不僅因為今天他已位及至尊，照傳統的為政之道當超然於第一線的角逐，而且更由於有關華國鋒的種種頌揚與溢美，以及他與江青的種種仇隙與爭執，如果由其本人親口陳述，顯然還有若干技術上的細節難以處理。從華國鋒的心理上來說，他召到北京來的這五千位代表，包括了二十九個省市區的黨委書記、五百多個地委書記，以及兩千多個縣委書記。這些人構成了八億農民之上幾乎全部的領導力量，足可左右農村之局面。而他在剛剛完成權力的轉換之後，對於自己駕馭局勢的威信顯然還不具有充分的信心，因之更需有人為他代言，以試群情。　。。

風起青萍末（7）

陳永貴是大寨經驗的創造者，中國農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國務院掌管全國農業的副總理。充當這樣一個角色，自是名正言順。他的報告旨在發動億萬農民開展一場大批判運動，其基本的精神是打擊“四人幫”。陳永貴用一種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調，對聽眾說道：

“四人幫”干擾破壞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罪行累累，鐵證如山。他們反對大批修正主義，反對大批資本主義，反對大幹社會主義，妄圖砍掉大寨紅旗。這個“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黨奪權，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復辟資本主義。（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

他巧妙地將大寨紅旗與捍衛黨的權力，以及確保中國不會復辟資本主義連線在一起，其突破口雖然狹窄，卻頗具煽動的力量。大寨是在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圍著的一個小村，僻壤窮鄉，不過百餘戶人家，然而，關於它的故事，在當代中國農村歷史上，差不多是持續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其間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我們後面還要更多地涉及。現在，會議大廳之中，陳永貴的聽眾幾乎全部是在學大寨的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模範，且由此獲得權力與利益。如果沒有農業學大寨的運動，可以肯定他們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會有現在的地位，甚至沒有資格進入這座輝煌顯赫的殿堂。僅僅這一點也足以激起他們對“三反一砍”的“四人幫”的深仇大恨，完全顧不上捫心自問，一個小小的村莊是否具有拯救全國全黨的神通？

陳永貴肯定相信他的大寨具有這樣的神通，他不正是從這個小村走出來的嗎？他的報告洋洋數萬言，其間意識形態色彩仍居有獨特的主導地位。但這場大批判並不僅僅為了意識形態的目的而設計，計劃搞這場運動，與其說是批判“四人幫”，倒不如說是在農村中造成一種心理氣氛，以便把已經形成的一切繼續下去。陳以雲、貴、川、閩、浙、贛六省為例，述說那裡由於“四人幫”的阻止而令學大寨的運動夭折，以至貧下中農受氣，階級敵人高興。這六省在中國由東南到西南佔據了五分之一的版圖，如此廣大的地區發生了問題，可見事關重大。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