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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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幾個字的人，所以在幾天前被眾人推舉為副隊長。此人大耳大嘴，高顴高鼻，其面相與他的那位同鄉，也即六百多年前橫掃天下開創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處。眼下，嚴氏兄弟望著治下這一群貧下中農，破衣爛襖，飢腸轆轆，一個個全是窮途末路的模樣，憑著一點點的知識和直覺，他們對這個集體已經信心全無。二十多年前，也即五十年代初期，這個集體尚未成立的時候，他們都還是孩子，那時小村也窮，但還不至窮到用勒緊褲腰帶的辦法來忍飢挨餓。嚴氏兄弟永遠記得，那是他們的村子最興旺的時候。此後，由公社化而為大躍進，由學大寨而為大批判，小村風風火火，慘慘悽悽，尤以“大躍進”以後那三年的慘淡刻骨銘心。全村數月無糧，父老百姓食盡糠麩、樹皮、草根、棉籽，最後竟是無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條人命，十死其三，僥倖活著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滿村殘垣斷壁，蒿棘叢生，三十九個人和一頭牛。嚴宏昌劫後餘生，竟然還能讀幾年書，只不過，驚魂依舊難定，而且越讀越驚。這個農民用他所學到的最簡單的加減法即可計算出，二十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崗減少了半數人口、半數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個人每年產出的糧食則由五百公斤減至五十公斤。

即使憑著簡單的直覺，嚴氏兄弟也可以對黨的幹部們把饑荒歸咎於自然災害表示懷疑：就算“老天爺”連年地故意刁難，何以自從人民公社的大旗在小崗招展起來，這塊土地上長出的東西就從沒有讓人吃飽過肚子？！

政府每年盡其行政的手段賑濟饑民，力使“三年悲劇”不至再現。但逢救濟糧到，幹部三吆四喝，社員端盆舉碗，一致地翹首引頸，其情景猶如舊時豪門的開倉放糧，令他們經久不會忘記。所不同者，豪門放賑在於市恩養威，所以總歸大喊大叫。今天黨的幹部則口口聲聲帶領農民走過“社會主義橋樑”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天堂”裡面食不果腹不能算作光彩。因之，無論運來多少糧款，總是不肯聲張。直到1979年底，也即對於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緒已在中國大部地區公開瀰漫起來的時候，小崗的上級鳳陽縣委才敢於公佈這本賬目：1966年到1978年，總計一百五十六個月裡，這個小小的村莊有八十七個月靠救濟度過。總計吃去救濟糧十一萬四千公斤，比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濟錢一萬五千元，比他們自己掙的錢多出十分之一。

即使如此，仍是不足為濟。

每臨秋冬時節，小村家家閉門堵戶，老幼相攜，在他鄉乞討。農家人淪為乞丐，在講究名節的漢民族中，原是羞於見人的事，無奈生活所迫，且年復一年，人們漸以為常，凡能行走者大半離家行乞，竟至成群結隊，步履遍及淮北江南。

到了1978年的12月，在外人眼裡，他們仍然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員。一位女高音在村子邊上高高挑起的大喇叭裡，用輕快的調子唱道：

公社是棵長青藤，

社員都是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

藤兒牽著瓜，

藤兒越肥瓜越甜，

藤兒越壯瓜越大。

……

姑娘不知疲倦地唱了十幾年，嚴氏兄弟及其家鄉父老最初聽到這首歌時的激動卻早已蕩然無存。他們即使再愚昧也會發現，說公社是一根把大家連在一起的“藤”，倒不是騙人的，可是，作為公社的社員，他們似乎永遠也不會成為甜蜜的“瓜”，而只不過是一個乞丐。以今日衡當初，究竟是公社養活了小崗，還是公社剝奪了小崗？

實際上，對於這群叫花子來說，諸如此類的疑問還過於深奧難測，這要留待他們吃飽肚子之後才有餘力來回答。在當日他們所想的至為簡單，那便是不再做一個叫花子而能自己養活自己。

風起青萍末（3）

既然求生的本能在公社的制度裡面已經無法實現，嚴宏昌們便轉而想到“分田到戶”，也即把集體的土地分給各家各戶去耕種，其收穫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擔。在他們會聚於嚴氏家族那一間萎萎瑣瑣的茅草屋裡之前，這辦法已經瞭然於各自胸中，彼此心照。唯因這四個字在社會主義中國已被歸入“另冊”。十六年前，也就是1962年，毛澤東宣佈這是導致中國分化為貧富兩極，以至最終必會資本主義復辟的行為，並且由此演繹出那個著名的論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今天若再開啟這本“另冊”，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危險之舉。

所以，在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對“包產到戶”這幾個字，只是在“敢”與“不敢”之間徘徊斟酌，直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