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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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終於痛下決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這時嚴氏兄弟已義無反顧，只是他們的身份和經驗迫使他們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盤算。以其淺薄的政治經歷，他們已經懂得在中國處世的第一精義。一個人的行為無論具有怎樣的個人動機，總要身著大義凜然的服飾，且將利益的動機翻譯為意識形態的豪言，諸如“為黨”、“為國”、“為民族”、“為集體”、“為主義”云云，方能過關斬將，逢凶化吉。更何況若干年來與分田包產有關的人非身亡即名敗，總數可以百萬計，其下場的悲慘，嚴氏兄弟雖然不能盡知，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於非命，這二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發，種種階級鬥爭的手段即使不會酷烈到誅滅九族，他們和他們未成年的兒女也是斷斷脫不了干係的。

考慮到這許多複雜的因果關係，嚴宏昌在眾目睽睽之下提筆以他的拙樸的筆法寫道：

1978年12月 地點 嚴立華家

我們分田到戶　每戶戶主簽字蓋章　如此後能幹　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和公糧　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　如不成　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　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幹部肯以性命相搏來為百姓出頭，這在當時的中國也可算是難得的勇氣。今天我們看上去，嚴氏兄弟在這裡無疑已經集中了他們全部的政治經驗和智慧，但是，這幾行字裡面還是透著一種天真的悲壯。就其形式而言，它顯然並不如後來輿論的評說是一份合同，至多隻能算作一份農民的簡單的契約，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殺頭的一步，縱使嚴宏昌真的能夠慨然赴死，其手下這些既無政治權利又無生活保障的人們，難道就真有力量把他們的後代庇護下來並且撫養成人嗎？

乞丐只求眼前一條活路，並不細想以後的事。所以嚴宏昌們一一具名，莊嚴承諾。這些人當然想不到，這一刻，不僅對於他們自己的生存，而且對於整個中國農村都發生了出人意料的影響，甚而成為人民公社大廈的最後瓦解、國家由下而上的權力結構加速分化的催化劑。

今天，當我們準備描述這一切的時候，必須不厭其煩地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來的順序，這些名字如下：

關廷珠、關友德、嚴立符、嚴立華、嚴國昌、嚴立坤、嚴金昌、

嚴家芝、關友章、嚴學昌、韓國雲、關友江、嚴立學、嚴俊昌、

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嚴國品、關友申。

每個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紅，其中十七個指印，三方圖章（迄今為止，幾乎所有公開出版物都認定，此合同書上有18個人的簽名和18個指印。但是依據原件，簽名者為20人，另有17個指印和3方印章。此件現存中國革命博物館，館藏號為GB54563。1993年12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農村大寫意》一書中提到小崗這一晚簽署的“保證書”。作者李超貴亦說此件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但他的關於幾個細節表述，與博物館所存實物有出入。其一是時間，李超貴認定為1978年11月24日。其二為簽章，李超貴列舉人名為十八個，並且認定為十八個手印。）。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二十個人鄭重其事，相約守密，絕不讓外人知曉此事，其情景猶如舊時走投無路的饑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為盟。　。。

風起青萍末（4）

直到六年以後，也即1983年，人們才第一次見到這紙文書。它最先出現在中國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的一部紀錄片中，這時包產到戶已勢如破竹地橫掃全國，史家理所當然地發掘著它的源頭，於是紛紛地奔赴小崗。在一番煞費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張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終於發現，小崗的文書已被電影製片廠一個叫王影東的人帶回北京。再經一年的輾轉曲折，張終於無償地把文書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國革命博物館，為官方收藏。叫這家博物館的管理人員大為驚訝的是，在成千上萬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間，這竟是史學家們最為關注的一件。“嗨！放著那麼多的好東西不看，偏偏都來找這張紙”，在博物館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個上午，她為了來訪者已三次入庫開櫃取出那張紙。

無數人登門爭相一睹的只是幾行稚拙的方塊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紅色的手印。這一切似乎成了小崗革命的物證。但是，這樣一來，也就發生了問題。很多熟知小崗事變過程的政府官員和記者聲稱，他們過去從未見過這紙文書。當日鳳陽縣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