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適卻不以為然，他想在政治上也進行一次嘗試。社會輿論對他批評並不由此而告終。當時的問題集中在他對封建帝王的態度上。第一，他支援陳炯明的聯省自治，反對孫中山的武裝革命。第二，他反對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第三，他接受溥儀的召見。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事，遭到了社會的譴責。 1926年春，胡適到上海治痔瘡，病好後沒有回京，3月初在滬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會議，旋即與英方委員往漢口、南京等地訪問。6月，胡適作《我們對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發表在《現代評論》上。這篇文章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7月，胡適與英方委員蘇狄爾教授乘火車經莫斯科去倫敦，出席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會議，會後曾到大英博物館及巴黎國立圖書館檢閱敦煌寫本，發現荷澤大師神會和尚語錄二萬多字。這對他寫中國中古思想史很有幫助。在英期間，胡適受英國各大學之聘請，作了十次學術演講，講題為《中國與傳教士》、《中英文化關係的增進》等等。胡適12月離英赴美，又作了多次講演。1927年6月底，胡適經日本回到上海。6月，他被選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併兼任秘書，握有實權。 1928年4月，胡適受聘為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到任後，鑑於經費不足，各學院遂裁併為文理學院與社會科學院，自兼文理學院長，請高一涵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聘梁實秋、陸侃如、馮沅君等在文理學院任教。胡適對青年才子像沈從文等，不拘資歷，大膽聘用。胡適當校長，採取“無為而治”的辦法，但每星期總有一天到校去上課，講文化史等課，聽的人總是很多。自從胡適接掌該校後，各方面都有改進，可以說是中國公學的黃金時代。後來出的人才不少，理科比較聞名的有吳健雄。胡適常以此事為自豪。 1929年1月，胡適因事離開上海，到北平出席協和醫學校的董事會。胡適在北平小住後即回上海。這年4月，國民黨政府發表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內容抽象、籠統。胡適認為這道命令沒有具體規定，於是寫下了諸多文章進行批判，如《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和《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胡適的上述言論，引起國民黨人極大不滿，因此，他們組織力量對胡適進行批判。 1930年4月，他發表了《我們要走哪條路》一文，胡適說去年我們幾個朋友討論的是“中國的現狀”問題，今年我們討論的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胡適先談個大概，於是他提出目前的任務：要剷除和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五大仇敵。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的國家。根本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這篇文章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主張。 1931年1月，胡適到上海出席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第五次常會，爭取中華基金會支援十萬元，作為合作條款，供設立研究講座及聘請專任教授等用。會後，胡適被邀來北平重整北大，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經過八個月的籌劃，北大文學教育有所發展。 1934年，他發表了《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針對當時社會上對教育缺乏信心的各種非議，作出了評論。胡適任職北大期間，即邀請他的好友徐志摩來幫助他佐理校務。胡適、蔣夢麟等人改組北大，對出版工作也是很重視的。1931年起，他們陸續恢復了一些刊物，其中有《北大日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1932年5月，胡適等人又創辦了《獨立評論》週刊，用它來發表他們的政見。這個刊物一直辦到1937年7月為止。胡適在其創刊號的引言中說：“我們叫這個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仗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個刊物，後來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入侵的情況下，還在宣揚避戰求和的主張。&nbsp&nbsp

胡適小傳（5）

“九一八”事變以後，胡適看到國土被日本吞食。一次，胡適對他的一個老鄉說：“日本真要動手打，我們只有同它打，拼到底。”從這句話中可看出那時胡適的一些思想動態。1933年春，長城抗戰結束，胡適為抗戰烈士公墓碑撰寫碑文，紀念英勇作戰的死難烈士。“一二·九”　愛國學生運動中，他一方面批評政府不該呼叫武裝毆打徒手的學生，另一方面對學生的罷課橫加指責，說什麼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西安事變”爆發後，胡適在給張學良的電文裡，罵張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