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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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回答他：“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馮友蘭當然是想當一個革命的人，就決定去了。在燕京大學時，北京的教育界非常困難，為數不多的教育經費，也被軍閥們挪用了。學校往往只發幾成的工資。有一個教授，同時在四個大學教課，到了年節，四個大學都發不出工資，當時稱為“四大皆空”。那時教育界人所羨慕的有兩個大學：一個是清華大學，一個是燕京大學。這兩個大學都是每月工資照發。馮友蘭在燕京大學佔了一個地位，在當時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但他又總覺得燕京不是“安身立命之地”。馮友蘭這一段的哲學思想轉變過程，先是實用主義佔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佔優勢。他在《一個新人生觀》一文中，將不同的哲學學說揉合在一起，扼要地論述了宇宙觀、認識論、人生觀等哲學問題，內容蕪雜，尚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哲學體系。其中有些思想觀點後來被納入新理學體系，成為新理學的因素並得到發展，有些思想觀念後來被馮友蘭放棄了。 1928年，馮友蘭離開燕京大學到清華大學執教，任哲學教授，後擔任文學院院長。這一段時期他講授的是中國哲學，透過多年積累，至1934年，馮友蘭完成了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此書的出版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20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這本書後來由美國學者卜德（Derk　Bodde）移譯成英文在國外出版，迄今它仍是西方人系統地瞭解中國哲學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nbsp&nbsp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馮友蘭小傳（2）

馮友蘭於1934年暑假後，出訪了歐洲，觀光了英、德、法等國，後又獲准訪蘇。當時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透過閱讀蘇聯出版的英文小報，馮友蘭親眼目睹蘇聯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勞作，他的結論是：“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這種評價真實而不帶偏見。他還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每天所報導的訊息，大都是關於政治的和在政治上出頭露面的人物，有時甚至把他們的穿戴都作詳細的描寫。而蘇聯的報紙所報道的幾乎完全是工農業生產情況和勞動模範等先進人物的事蹟。當時我想，這大概就是蘇聯的新社會和舊社會不同的地方吧。” 回國後，馮友蘭作了兩次演講，一次講演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講演題為《秦漢歷史哲學》。後一次演講是借題發揮，借研究秦漢歷史哲學之名介紹他所瞭解、接受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演講中，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此次演講稿後來收進他193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補》。這時，馮友蘭的所言所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不滿，於是國民黨政府下令逮捕了他。後來迫於全國民主勢力的壓力，國民黨未能進一步加害於馮友蘭，旋即將他予以釋放。魯迅在這一年12月18日致楊霽雲的信中說：“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這時的馮友蘭，好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他可以乘此機會與南京政府決裂，大鬧一場，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的行列，或者繼續過去的那個樣子，更加謹小慎微，以避免特務的注意。“……我如果走前一條路是會得到全社會的支援，可以大幹一番。可是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還是走了後一條路。”在《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馮友蘭寫道：“聯大文學院從蒙自遷回昆明後不久，有一天，蔣夢麟約我們五位院長到他家談話。他說：‘重慶###有命令，大學院長以上的人都必須是國民黨黨員。如果還不是，可以邀請加入。如果你們同意加入，也不需要辦填表手續，過兩天我給你們把黨證送去就是了。’當時只有法學院院長陳序經表示不同意，其餘都沒有發言表態。我回家商量，認為我已經有過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對蔣夢麟的提議，恐怕重慶政府方面說是不合作，就只好預設了。過了幾天，蔣夢麟果然送來了黨證。”在這本書裡，馮友蘭還寫道，蔣介石在重慶辦了一箇中央訓練團，叫他手下的人輪流集中受訓，每半年為一期。訓練的目的，是培養他們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盲目服從的感情。訓練團中，也開了一些知識性的課程，聘請當時各大學的教授擔任講課老師。馮友蘭也被聘擔任講授一門課的老師，課程題目是：“中國固有道德”，時間是每隔兩三個星期講一次不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清華大學被迫遷至湖南長沙嶽麓山下，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合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