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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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臨時大學，後又易名為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任文學院院長。在從北方南遷至南方一古城的途中，司機請大家在車進古城時把手放回窗內，而馮友蘭卻偏要將手放在窗外，他要體驗這兩者的區別，思考其普遍意義與特殊意義是什麼，結論還未尋到，他的手臂就已經給折斷了，只好住院治療。 在長沙期間，師生偏居衡山之下，有如此安靜之處讀書，頗覺不易，湯用彤這時寫他的《中國佛學史》，聞一多考訂《周易》，馮友蘭完成了醞釀多年的《新理學》一書的主要章節的寫作。這時雖然大家埋首著述，但一想到戰事，一想到中國淪亡的險情，不免感慨萬分，倍覺淒涼。一次，馮友蘭在詩中寫道：“二賢祠裡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遊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 在20世紀40年代，馮友蘭總共寫了6部書：《新理學》（1939年）、《新事論》（1934年）、《新世訓》（1940年）、《新原人》（1934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個新理學體系以《新理學》為核心；《新事論》以新理學方法來分析中西文化；《新原人》以新理學的宇宙觀為基礎闡明人生理想、人生哲學；《新原道》表明新理學是繼承中國哲學的傳統而創立的新哲學系統；《新知言》則闡明瞭新理學在世界哲學中的貢獻和地位。在《新原人》的自序中，馮友蘭寫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曰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昔嘗以《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為《貞元三書》。近覺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書自限，亦不能以四書自限。世變方亟，所見日新，當隨時盡所欲言，俟國家大業告成，然後匯此一時所作，總名之曰《貞元之際所著書》，以志艱危，且鳴盛世。”所謂“貞元之際”，就是說，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時期。當時他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把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文化機關都趕到西南角上。歷史上有過晉、宋、明之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著回來的。可是這次抗日戰爭，中國一定要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著回來，這就叫“貞下起元”。這個時期就叫“貞元之際”。&nbsp&nbsp

馮友蘭小傳（3）

馮友蘭在《人生哲學》中破除了人與自然、宇宙之間古人所謂的“天”之間的隔閡，提出“回覆與萬物為一體之境界”。他認為人與天本是一體，不過天有其全，人得其偏。人心通於天心，天假人以立心，人因心而知天。不過人之所知乃是從部分窺全體，所以永遠是片斷的、淺層的。他還認為自己生平立說，其他什麼都可丟，唯有天地境界說不能丟。其要義為，世人都不過是宇宙的一分子，那麼其思想行動都要能推動人類歷史合乎規律的發展，以順應宇宙進行的過程。馮友蘭曾引用楊椒山的就義詩：“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與後人補。”來詮釋他的天地境界說。 日本侵略者於1945年投降後，西南聯大解散，清華、北大、南開大學三校師生北返時，在西南聯大的校址立了一個紀念碑。碑文是馮友蘭所作，碑文簡明地敘述了抗戰及三校離合的經過，接著說：“緬維八年支援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以其可紀念者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相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