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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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評估一樣確定。實際上，他所選擇的莫泊桑、龔古爾、都德、海涅或是丹·雷諾（Dan　Leno），很少人會提出質疑。但是，那些比較難確定的人呢？

未發掘的秘密、無意間被放棄的案例，以及引起激烈爭論的名人，最具有研究的樂趣。在傳記中，我們可以追隨早期梅毒學家的腳步，尋找最初的可疑線索，拼湊出合理的假設，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回溯診斷傳記要有探究的熱忱，小心謹慎，以及保持良好的懷疑精神。就如精明的私家偵探追蹤出可疑的甚至聲名狼籍的證人，梅毒偵探必須瞭解，最好的資料有時候來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同行經常閱讀的期刊卻充滿對某種在臨床上不再為人熟悉的疾病的錯誤假設。

梅毒的診斷端賴對疾病模式的觀察，以其有力的證據（也許再加上一點靈感？），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就需要福爾摩斯協助醫學人士尋找難以理解的螺旋體。

缺乏證據並不能證明沒有罹病

熱心偵查：追溯診斷的精細藝術（3）

如果診斷無法證實得過梅毒，也無法因此證明沒有罹病。

認為沒有患有梅毒的意見，即使不是那麼令人信服也有其意義，應該給予同樣的重視。不能因為單一證據，如瓦色爾曼檢測呈陰性反應、沒有痴呆、瞳孔正常，就認為沒有患有梅毒。不能因為當事人從來沒有承認，就以為沒有；也不能因為此人地位高尚，而認為他不可能得此隱疾；或是因為先前的研究者沒有想到，或是作者不希望這是真的就予以否定。許多醫學傳記作者因為這些錯誤的理由，而否認傳主患有梅毒。想要證明沒有患有梅毒的人，和想要證明患有梅毒的人，立場都不夠穩固。他們頂多增加各種線索和提供更多的證據，對於正反的可能性有加有減。

雖然在教科書裡，關於梅毒的醫學觀點已經記述很多，患上梅毒經驗的記載卻很少，如感染時內心的恐懼（對於新發生下疳的立即觀察，尤其有詳盡的記錄）、在禁慾和冒險傳染給愛人之間的選擇、決定要不要結婚、擔心隨時出現破裂的傷口洩漏得病的秘密。也許最糟的是：獨自守著這個秘密，承受肉體的痛苦，覺得被下毒，被宣告發瘋，以及無法持續一段時間工作。

這幾十年來，傳記文學關於如何處理性秘密和醜聞資料的慣例已經改變了。馬茲諾·蒙提納利（Mazzino　Montinari）提到有關1880年尼采性行為的謠言，他道歉說：“本人再次涉及此杜撰問題、疾病、性關係、貞節等，這些問題應該沒有人還有興趣，在此祈求讀者諸君見諒。”＇7＇不過，我們有興趣，而且非常著迷。這種疾病影響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自我認知、社交習慣、個人生涯、決定要不要結婚生小孩，甚至改變精神狀態和個性。傳記作家因為尊敬傳主而忽略疾病對他所造成的影響，這樣怎麼可能仔細剖析他的生活？

後面的章節是從許多著名人物的生活來探討梅毒的問題。這些人極大地影響了西方文化，他們都很有創造力，最後一位則很有破壞力。在我們探討患上梅毒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之前，必須問如何確定診斷無誤。今天任何人如果翻閱文獻資料，應該不會反對舒伯特、波德萊爾、福樓拜、莫泊桑、布里森（Blixen）與舒曼，都曾經得過梅毒。大多數人也同意尼采得過，雖然還有些爭議。貝多芬、王爾德和喬伊斯，則有很大的爭議空間。關於林肯夫婦，大多數人小心謹慎避談這問題；至於研究凡·高的人，從來就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問題。希特勒的生活中有許多梅毒的線索，這些線索散見於關於希特勒的大量文獻中，資料豐富，卻從來沒有人收集整理，或是從診斷梅毒的角度來挑選過濾這些資料。

診斷的問題必須先處理。一旦認真考慮到梅毒，就不可能不想到梅毒如何影響日常生活。惟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問這個有趣又微妙的問題：梅毒對此人的作品有何影響？這樣問，對這些名人而言，可能是失禮，因為這等於將他們的作品貶為“只不過是梅毒的產品”。如果梅毒使其成為社會邊緣人（在社會中悽慘生活，並且遭到仇視＇8＇），如何知道受感染的人沒有將這種心理反映在作品的主題上？如果末期的神經系統梅毒造成創意的狂喜、狂妄的自我意識，以及不受道德的約束，梅毒患者在最後崩潰的邊緣所完成的作品，往往也最具影響力，那麼我們怎能說和梅毒是不相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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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1）

那個綠眼魔鬼跟我開可惡的玩笑，我的健康糟透了。

——貝多芬

1994年12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