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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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對鄭和下西洋，大多數史官並不重視，無非把其看成揚威於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義還遠不如張騫鑿通西域。對明朝史實記錄極其詳細的《明通鑑》，對此事也只帶了一筆：

（永樂三年，公曆1045年）六月，丁未。遣中官（宮中宦官）鄭和使西洋諸國。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蹤跡之，且藉以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乃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將士卒三萬七千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者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西南洋諸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使之朝貢。有不服者則以兵懾之。

自侯顯使西域後，中官奉使外蕃，後先相望，而和與顯尤著雲。

寥寥數筆，就點出了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龍椅坐得不踏實，派心腹去尋找建文帝。此其一。“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讓人來朝貢。此其二。這是純政治目的，花費這麼多的錢，有沒有收益？這種演算法只能用於經濟活動中，而政治工程是不講代價的。

那時候的政治賬是什麼呢？就是大明朝的面子。大明朝即使和外藩做買賣，是一種現在看來可笑的“朝貢貿易”，大明朝只賠不賺，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認自己是名義上的老大。《明通鑑》的作者以春秋筆法諷刺了一下鄭和，暗示明代太監干政始於鄭和等人。

作為皇帝的私人代表，鄭和及其船隊沒有屬於自己的航海目的，他們走得再遠，出使的外藩再多，也只是完成皇帝交給的政治任務而已，不會有什麼明確的經濟目的。我以為大明從鄭和下西洋的“開放”到後來的海禁，轉型得那樣迅速，原因是大明根本就不想要求海外的財富，只要外藩象徵性臣服自己，自己賠本都行，華夏臣民供養一個皇室足夠了，因此哪怕鄭和發現了新大陸，當時的大明也不會建立海外殖民地，因為它是個心態封閉的帝國。

哥倫布遠航的目的則不一樣，他們完全是為了財富。當時的歐洲，從貴族到平民，都在傳說東方印度、中國的富庶。哥倫布的揚帆出海，直接的動力就是財富，這種動力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是吻合的。和鄭和——這個皇帝的私人奴僕相比，哥倫布是個有點海盜氣質的冒險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庇護者和贊助人而已。他並非奉使去完成某種特定的政治任務，而是類似一個承包商，從大老闆那裡轉包工程後，自己想辦法爭取最大的盈利。和鄭和相比，哥倫布更具有個人意志，他不像個長官，更像個有自主權的公司總經理。而鄭和船隊的遠航，完全是帝國行政觸角的伸展。

攫取財富和疆土，那是包括國王、百姓、流浪漢都感興趣的買賣，這樣的買賣有激勵機制，人們願意冒死去做。哥倫布的遠航才能掀起了歐洲人的淘金熱。而鄭和替朝廷揚威於海外，只是為皇帝和朝廷的面子添彩，對大多數人毫無好處，難怪兵部尚書劉大夏一怒燒掉了鄭和的航海日誌。——這沒有給大明帶來經濟效益的遠航不是勞民傷財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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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宮VS宦官 以毒攻毒？（1）

明代有四個著名的宦官：鄭和、王振、劉瑾、魏忠賢。除了七下西洋的鄭和謹慎本分外，其他三人都是弄權的高手。

王振深得明英宗的信任，他能左右皇帝的決策。正統十四年他慫恿英宗輕率地御駕親征瓦剌，釀成了“土木堡之變”，官軍死傷十餘萬，其中包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及兵部尚書、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高階官員五十餘人。王振也在戰亂中被一位非常氣憤其行徑的將軍殺死。——這是明朝立國以來最大的恥辱，是明朝由盛變衰的轉折性事件。

而在英宗繼位不久後，王振差點被剪除掉，如果這樣的話，就不會有“土木堡之變”，也不會有英宗重新掌權、囚禁了代宗的“奪門之變”，明朝也不會因此而元氣大傷。

對王振弄權的危害，大臣們早就看出來了，但無可奈何。因為他動輒就搬出皇帝來，打壓諸大臣。正統元年（1436年），小皇帝剛登基，王振為了讓各位大臣害怕自己，殺雞給猴看，首先拿兵部尚書王驥開刀。當時王驥和侍郎商議邊塞事務，五日內沒有奏報英宗，王振唆使英宗召見王驥，當面訓斥：“你們這些人欺負朕年少無知嗎？”將尚書和侍郎逮捕下獄。這一招一下子就震住了文武百官。

對有皇帝撐腰的王振，為人臣的沒有什麼辦法，要治他，必須找出一個讓皇帝害怕或有所顧忌的人才行。那麼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