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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我乃至對整個歷史的架構崩解了,曾經的理所當然全部變成錯誤,即便我覺得委屈,即便我覺得茫然。那時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應該在海峽的那一頭?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離開,把別人的還給別人?

也因此,我訓練出自我的一套辨識系統,能夠準確無誤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來。這麼多年過去,雖然當年的那些困擾已經不會再對我造成影響,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正確率高達八成以上地辨識出,誰是外省人、誰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陸能夠一眼看出誰是臺灣人那樣。

剛到大陸的那一年,我幾乎不厭其煩地去跟只把我當作臺灣人的大陸朋友解釋,“我不是臺灣人,我是在臺灣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大陸朋友都知道在臺灣還有一群外省人。 。 想看書來

“失根的一代”(2)

我內心的困惑是,我愛臺灣、我愛臺北,為什麼我愛的權利也因為我的父母親來自大陸而被剝奪了?為什麼我說出的意見與聲音必須被曲解?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同路人”這樣的大帽子就這樣扣在了我的頭上?

從另一方面來看,大陸故鄉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樣親切與美好。

兩岸開放探親後,姥姥曾經到過北京兩次,但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然後不斷地跟我抱怨,姥爺死得早,把她孤伶伶地丟在臺灣,北平又不一樣了。我不解,這麼多年肯定會有不一樣的地方,但再怎麼變畢竟是自己的家鄉呀!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來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時,我花了很多時間找尋姥姥記憶中的那個北京,但是很多東西都像是南池子那個衚衕裡的牌號,斷掉了。這些東西,不光是那些衚衕、那些店鋪、那些宅子從地圖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種溫文爾雅的談吐、溫情脈脈的人際關係也早不存在了。

記得從北京回到臺北,我跟姥姥抱怨,說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聽完就急了,要買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門啊!我連忙跟姥姥解釋,西直門那一帶早已建成了繁華的商業中心,當年賣米的店鋪早就沒有了。

我知道,其實姥姥的北京早就在過去的某個時間點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現在這個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築、不只是那棟宅子,整個環境也因為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有了不同的發展,那個魂牽夢繫的家鄉,已經不見,在歷史的某個點就已經消失。但這麼多年來,她一直以為那個家鄉就是地圖上的北京,回來了,發現不對,然後回去臺灣,然後繼續思念著,繼續跟臺灣這個社會無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裡,似乎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承接了這樣的痛苦,另一部分卻是屬於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為有家屬、親戚在臺灣,大陸的親人們也承受著某些苦難。爺爺奶奶在“*”中丟掉了性命,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在香港還是臺灣。母親的親戚們也因為我們,終生無法入黨,影響了發展。

而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幾十年的親人相聚平添遺憾。

經歷過種種,從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蠻橫的,再到今天我以身為臺灣外省人為榮。思想經歷瞭解構,這段過程是孤獨且悲傷的。

在臺灣本土化最為嚴重的時期,我一直堅信自己的根在大陸。我曾經很憤怒地認為,那些穿著草鞋、粗魯野蠻的本省人,怎麼能夠與我們這些斯文有禮、文化底蘊這麼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類人呢?我們的同胞應該在大陸。

但是當我到了大陸,我才知道,我們的根也不在大陸。

到了大陸,很少有人能把我當作同胞去對待。別人一聽說你是臺灣人,都會馬上聯想到政治問題。所以後來我一直解釋說我不是臺灣人,我是外省人。我以為等他們都明白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區別後,我就會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陸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臺灣人,也不會是大陸人。

在大陸,我會在各種場合被問到是藍是綠,支不支援統一,然後被嚴詞交代“我們遲早會收回臺灣”。更有甚者,會跟我說,要用武力來對付臺灣,甚至很詳細地跟我講解如何實施空中打擊,如何實施海上封鎖。

一開始,我感到反感與憤怒,我試圖說明與解釋,臺灣人並不全是如他們所以為的那樣,到後來,我沉默,並且開始麻木。

後來我甚至開始宣稱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為的只是不想再說什麼了。

直到2007年,一位已經在北京七年、同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訴我:我們外省人是不屬於大陸人也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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