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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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富人的收入，而對窮人的收入沒有什麼影響；全球化同時提高了窮人和富人的收入，但窮人的收益的提高幅度不及富人；全球化提高了窮人的收入，其比例超過富人的改善程度。第一種情況肯定是糟糕的，前三種情況都肯定會導致不平等的擴大，後兩種情況的發生則都會提高窮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這樣的可能：不平等和貧困現象並不是全球化帶來的，而是全球化與拒絕全球化的共同作用導致的結果。全球化可能有助於提高全球化的參與者的收入，而拒絕全球化卻導致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時代可能伴隨的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就不能歸咎於全球化，而是其對立面所致，因為某些國家拒絕（或沒有能力）參與其中。

因此，我們在如下的討論中要關注的最主要的問題包括：廣義的人類福利水平在提高嗎？生活在絕對貧困狀況中的人口的比重是否有下降？如果不平等有所擴大，是不是因為富人在獲得好處的同時犧牲了窮人的利益？是全球化在危害窮人還是拒絕全球化在危害窮人？為了回答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起點，從經濟增長開始。

經濟增長與全球化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是世界銀行駐印度的高階經濟學家，那段時間是該國獨立之後經濟最困難的10年。在早期的透過內向型發展模式刺激經濟增長之後，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基本上停滯了，其結果導致數億人陷入了毫無希望、沒有止境的貧困。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書裡，著名的悲觀環境主義者保羅·埃利克（Paul　Ehrlich）把這個國家從整體上否定了。３作為一位來自英國的年輕人，在印度當經濟學家是很有意思而令人驚訝的經歷：如此常見的貧困、如此巨大的沮喪、如此盲目的自滿。但我當時就堅信（今天依然如此），如果走向正確的政策改革道路，這個龐大的國家完全可以啟動快速的經濟增長，大幅度減少貧困。因為沒有哪條鐵律規定，印度的真實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只能達到高收入國家的十分之一。

▲虹▲橋▲書▲吧▲。

第22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3）

自那些不幸的年代以來，印度從兩方面的革命中取得了成果：綠色革命顯著提高了農業生產力，自由化革命也隨即啟動。在拉吉夫·甘地領導下，政策改革一開始顯得很猶豫，在20世紀80年代起步，到1991年由於嚴重的外匯危機而促成了改革的〃大躍進〃，那是由印度最傑出的官員、當時擔任財政部長的曼莫漢·辛格指導下完成的。逐漸地，印度放棄了偽斯大林主義的荒謬的控制模式，轉而為個人、企業和市場服務。結果在1980～2000年間，印度的人均真實GDP翻了一番，滯脹也已經成為歷史。

印度不是唯一的增長榜樣，它甚至還遠遠落後於更加充滿活力的、自由化步伐更大的鄰邦……中國，從1980年到2000年，那裡的人均真實收入水平提高了400％。應該記住，中國和印度的人口之和佔全球的2/5，中國的人口超過了整個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的總和。許多東南亞國家也取得了高速增長。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2003年公佈的《人類發展報告》，從1975年到2001年，東亞的發展中國家（在2000年佔世界人口總數的31％）的人均GDP增長速度達到了5。9％，南亞國家（佔世界人口總數的22％）同期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則是2。4％。從1990年到2001年間，東亞的人均GDP增長速度為每年5。5％，南亞的速度則提高到3。2％。

此前從未有如此多的人和佔世界人口比例如此大的人群的生活水平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提升。從1975年到2001年，高收入國家（佔世界人口總數的15％）的人均GDP增長速度為每年2。1％，從1990年到2001年，則僅為1。7％。這段時期出現了部分的收入趨同：佔世界人口總數一半以上的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的收入，與最富裕的國家相比，增長速度要快得多。

這就是為什麼說馬祖爾和許多喜歡他的人們犯了常識性錯誤的堅實證據。全球化並沒有加劇而是減少了收入不平等，同時也減少了貧困的發生。批評者們可能會說，這怎麼可能發生呢？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和最貧窮的國家的生活水平的巨大的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不是一直都在擴大麼？的確如此。世界上主要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不是也在拉大麼？也的確如此。那麼，全球的不平等狀況怎麼可能得到改善呢？借用比爾·克林頓的競選口號來說，〃是增長，傻瓜〃。擁有世界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