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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准在津浦路東西30裡之內進行活動,企圖借刀殺人,讓日軍打我們。當時我們沒有接受國民黨這個命令。針對這種右傾錯誤,毛澤東有過指示:對國民黨不合理的命令,要進行抗議,不僅中央可以抗議,哪個軍隊都可以抗議,我曾故意對廖磊說:如果我們與日本打仗失敗了,你當司令也不光榮。
以國民黨的面目來進行革命,大革命時期我們搞過,但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只搞表面宣傳工作,不敢爭取領導權,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結果使大革命失敗。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正確方針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鬥爭又團結,以鬥爭求團結,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達到團結的目的。王明只講團結,不講鬥爭,這是重複陳獨秀的錯誤。他們害怕破壞統一戰線,不敢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他們不瞭解抗戰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數人的要求。為什麼蔣介石在表面上也要抗戰?因為他也懂得,不抗戰人民會起來反對他。毛澤東說過:人心向背,是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當時華中比華北的發展機會好,完全可以在華中敵後大力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但由於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沒有這樣做,失去了在華中發展的最好時機。
1939年11月底劉少奇來到皖東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才開始得到糾正。劉少奇來之後,傳達了黨中央的正確指示,批評了王明的“苦力政策”,指出不發動群眾,不發展武裝,不建立政權,做國民黨的工具是極端錯誤的。他還指出,要抗戰一是要有槍桿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據地,只有這樣才能把群眾發動起來。他還向江北的廣大幹部介紹了華北工作的經驗,從而扭轉了局面。
1939年12月,日軍約有兩三千人向我們發動“掃蕩”,江北指揮部把第四支隊全部兵力調上去反擊敵人“掃蕩”。我們的裝備雖然比較差,但因為在戰鬥中採取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戰術,戰士們作戰又勇敢,所以最後在全椒縣周家崗一帶粉碎了敵人“掃蕩”,並乘勝追擊到古河。在日軍“掃蕩”開始不久,駐古河的國民黨專員李本一部隊都跑掉了,我們佔領古河後,李本一才敢回來。這一仗是隨劉少奇從延安來皖東不久的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徐海東指揮的,此戰政治影響很大,給群眾的印象很好。群眾從國民黨部隊和我們新四軍對日軍“掃蕩”兩種不同的態度上認識到:新四軍是真正打日軍的抗日部隊。
這一仗以後,在劉少奇領導下,我們在皖東地區進行了發動群眾、擴大軍隊等一系列工作。鄧子恢當時說:我們就是要發展“人、槍、款”。我認為是很對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裝、建立根據地,才能有立足點。自從劉少奇來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後,皖東的抗戰局面才徹底開啟。我們江北黨和軍隊的同志都一致擁護劉少奇為首的中原局的正確領導。
1940年春天,國民黨桂系軍隊在淮南津浦路西向我們發動進攻。我們調第四、第五兩個支隊主力在路西反擊,從藕塘鎮打到定遠縣城,先後建立起定遠、鳳陽、滁縣、全椒、合肥、含山、和縣等縣政權。我們在路西反磨擦鬥爭正激烈進行之時,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以10個團的兵力進攻半塔集,我方僅有五支隊後方機關和一個教導大隊及少量留守部隊,在地方游擊隊的配合下,頑強堅持了一個星期。後來路西的主力調到路東支援,陳毅也派葉飛的挺進縱隊趕來配合,打垮了韓德勤的進攻。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據地決定性的戰鬥。戰後,在路東先後成立了嘉山、來安、盱眙、天長、六合、高郵、儀徵等縣政權,自定遠和半塔自衛反擊戰以後,桂系李品仙部再不敢輕易向我們發動進攻了。
各級政權建立以後,立即發動群眾搞減租減息。津浦路東反動地主出自對新政權的仇恨,組織武裝暴亂。當時來安縣屯倉區我們的區長被地主殺死了。因為這關係到新政權能不能站住腳的問題。我們對反動地主武裝進行了堅決鎮壓,把地主武裝暴亂迅速地鎮壓下去了。
經過減租減息,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群眾組織擴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權作依託,很短時間內,新四軍武裝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開啟了華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兩側廣大地區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據地。
堅持敵後抗戰現階段中在軍事上必須研究的幾個問題(1944年5月)
一、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問題從我們在華中敵後,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以後,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的戰略,即已經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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