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謂公社醫院不過是一間放著醫療用品兼臥室的小房子。大夫連白大褂也不穿，給人看病也偶爾兼顧牲口。只見他說了句“感染了，打點青黴素吧”，就順手在灶臺上拿了個飯碗，把針頭針管放進去，倒上點暖壺中的開水，燙了一下算是消毒。隨後，直接用長著長長黑指甲的手取出針頭針管裝好，吸進藥水就給我做皮試，沒反應，又進行了臀部肌肉注射。這一切，真叫我們兩個來自北京的知青看得瞠目結舌。心想，“這樣消毒，還不如我自己來呢。至少我會多燙幾次，手也不會這麼髒！”所以，當大夫問我們，是天天到這裡來打針還是把針帶回去打？我們異口同聲說“帶回去打。”於是他借給我們一套針頭針管。

回首我的知青歲月（4）

針劑針頭針管是拿回來了，可誰會打針呀！沒辦法，“沒吃過豬肉，總見過豬跑”，按一般見過的打針程式，無非是四步：針頭針管消毒、吸入藥液排空氣、三角肌消毒、扎進肉裡慢慢推入藥液就行了。可誰來試試？沒人敢幹。最後還是我自己在同伴的幫助下打完第一針。一切正常！心裡挺自豪。好像是2007年，我曾看過畢淑敏寫過一篇文章，記述她在高原部隊醫院當護士，第一次為患者打針前在被子上練手的事。當時我就想：我們可比她棒！第一次打針就是“真槍實彈”，在自己的身上開練！

從那次經歷後，知青們自備了一些常見病的藥品，買了一本《赤腳醫生手冊》，有病就翻書，自己對症看病吃藥。以至後來全村老鄉們不論誰得了頭疼腦熱的小病都不去公社醫院找大夫，由知青們免費提供藥品治療；若遇到要打針的大病就帶回針劑找知青注射，再也不必一次次往返六七里路往公社醫院跑了。幾年下來，連一些靜脈注射我也敢自己動手了，真正是大膽妄為，“無照行醫”。

記得1976年的春天，隊裡的老知青已經走得差不多了。我成了隊裡新知青的老大姐，還擔任著生產隊的党支書。一天，一個社員急急忙忙地跑來找我，說他母親在赤腳醫生打針後突然呼吸困難，快不行了！我忙叫上打針的那位知青赤腳醫生去他家，同時派了個小青年去公社醫院請大夫。一路上問赤腳醫生給病人打了什麼針？回答“青黴素”，我心中一沉，害怕是因為過敏所致，那會有生命危險的！赤腳醫生說：“昨天公社大夫來打過一針，沒事呀。今天不知為什麼會這樣。”我心想，不是過敏就好。到了那社員家，我看到老婆婆下巴至脖子一片紅腫，喉嚨中堵著痰喘不上氣，緊急中想到應該先把痰吸出來緩解一下，就讓赤腳醫生把聽診器的軟管拔下來用鹽水洗洗、開水燙燙，插入病人口中吸痰。兩口痰吸出來，老人呼吸平穩了。一會兒，公社大夫也來了，一進門就問“是不是白喉呀？”我又嚇了一跳，白喉是傳染病，若真是那樣，我們幾個也跑不掉要被傳染。忙問他附近村莊有類似病例嗎？他說沒有。我才放了心。於是三人坐下來，拿著《赤腳醫生手冊》對症翻書，分析病因。最終確認：牙根感染引發頸部淋巴網炎，繼續使用“青黴素”治療；剛才打針導致的呼吸困難是因為我們的赤腳醫生配藥量比例出了點小問題，還好，一切有驚無險。不久，老婆婆的病好了，直至1981年我研究生畢業回北京工作之前去村裡探望鄉親，老太太還健康地活著。

這件事使我很有成就感，由此萌生了當一名醫生的願望。可惜，在那個年代，不能心想事成。直至　“四人幫”被粉碎，我才被作為最後一批社來社去的工農兵學員推薦到山西大學政治系讀書，當地領導希望我學習兩年之後能回當地工作。但隨著國家政治形勢發生的巨大變化，大學招生制度改革，我走上了另外一條人生道路。如今30多年過去了，當初“無照行醫”的趣事還歷歷在目。回想起年輕時的大膽妄為，沒經過任何醫療培訓就敢蠻幹，真是心有餘悸。沒辦法，那都是環境條件逼迫的無奈之舉。好在，當時沒有出過任何“醫療事故”。

四 可愛的鄉親

據說，“*”結束後，有國家領導人曾在內部會議上說：“國家花了70億，買了四個不滿意”（即知青不滿意，知青父母不滿意，農民不滿意，政府不滿意）。實際上，若再加上城市各單位為支援職工子女下鄉的支出、知青父母們為子女提供的大量資助，整個中華民族為那場空前絕後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到底付出了多少人力財力，恐怕誰也說不清楚。　。　想看書來

回首我的知青歲月（5）

僅就我們這一個知青點而言，從1968年底到我離開的1976年底，八年時間裡，共接收北京知青40餘人，當地知青20餘人，除了國家按人頭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