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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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untability）問題。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擔負的責任越多，他就越可以逃避責任。如果我們要求企業的老總對所有的利益相關者負責，他可能對誰也不負責任。比如說，我沒有賺錢，股東也沒法找我的麻煩，因為我會說：我不能只考慮你股東的利益還要考慮工人的利益；我要解僱工人，工人也沒有資格找我，因為我不能只考慮工人的利益，還得考慮股東的利益。經理總是可以找到藉口，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

大學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組織，是一個典型的利益相關者組織，每個人都承擔一些責任，但沒有任何一部分人對自己的行為負全部責任。大學裡面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教授、校長、院長，包括行政人員，包括學生以及畢業了的校友，當然也包括我們這個社會本身（納稅人）。我們要大學，是需要這樣一個組織去創造知識和傳授知識。那麼大學是不是真正完成了這個任務呢？對企業來講，你要為社會做貢獻你才能賺錢，如果你生產的產品沒人要，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你會有一個很強的激勵機制為社會創造價值。大學裡，這一激勵機制實現起來是非常難的。我們說要為社會創造價值，創造知識。但是假如我們不創造知識的話，在這個社會中究竟誰會受到損害呢？受損害的人多了，不是一部分人。比如說北大或是任何一個大學走下坡路，誰受到損害了？所有我提到的人都受到了損害：社會受到損害，國家受到損害，學生也受到損害了，老校友，畢業了三四十年的老校友都受到損害了，因為大學的名聲變壞，文憑貶值了，原來的校友臉上也就沒光，甚至不好意思再說我是哪裡畢業的了。教授當然也受到損害，你這個地方你這個院系這麼糟糕，你出去人家說那地方沒有好人，那你也臉上沒光。行政人員呢？他們的位置也做不穩了，學校不好，收入也低，甚至連基本的花費都不足。每個人都受到損害，但是沒有任何人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反過來說，大學搞好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比如我上大學的時候，那個大學很糟糕，很容易考進去，我一去報名就被錄取了，但是之後二十年這個大學發展很好，名聲越來越響，現在進去可難了。我的文憑就升值了，好像我那時候上這個大學也很難似的，但是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但是沒有關係，我也可以享受大學發展本身帶來的這些好處——Free　rider。

因此，大學的激勵問題與企業很不一樣。我們說對社會負責，比較抽象。對企業來講，對社會負責在大部分情況下都落實為你能不能賺錢。前面提到，企業贏利是社會考核企業的一個方法。但是，即使這樣我們也知道並不是能賺錢就一定對社會有價值，也並不是對社會有價值就一定能賺錢。所以我們對企業仍然強調一個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把它作為一個補充。這就像我們每個人，不違法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但並不一定等於你不違法就對社會沒有害處，所以我們還有道德和社會規範來約束個人行為。對企業也是，利潤是衡量一個企業價值創造的基本手段，但是由於制度的不完善和競爭的不充分，有時候你會明確地發現，賺錢和社會的利益是有衝突的，這就要培養社會責任感。對於大學來講，由於我們沒有這樣一個贏利性的目標，我們的業績難以用一個量化的指標度量，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逃避責任。所以我們就更要培養我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如果我們不能創造知識，我們不能培養好的學生，那就是我們沒有為這個社會盡到責任。即使大學沒有倒閉，我們仍然應該感到羞愧！

回過頭我們再來討論，大學的一個決策應該以誰的利益為重。應該是教授嗎？如果我們以教授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大學的決策不能完全為教授的利益來服務。我們能不能說以學生的利益最大化呢？顯然也不能，因為有些學生只是為了混文憑，管得越松越好。我們當然也不能以行政人員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大學的決策必須在諸多利益主體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不能走任何一個極端，僅僅強調某一方面的利益。

由於沒有明確的股東，大學很容易形成“內部人控制”。這裡的內部人可能是教授隊伍，也可能是行政管理人員。大學是以教授為主體的，在教授隊伍水平不高或者我們沒有辦法約束教授行為的情況下，教授腐敗起來可能是很糟糕的，因為教授也是人。如果教授本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的話，那麼問題就更大了。對大學來說，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以它現有人員的利益為追求的目標。如果我們以現有人員的利益為目標，那麼我們辦大學方式就完全不一樣了。顯然是要趁這個時候趕快賣我們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