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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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帶來的孤獨乃至清貧；第二種是因為大學老師有著比較穩定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希望透過在學校任教獲得一個目前看來還摔不破的飯碗，這個飯碗比金飯碗差一點，但絕對比鐵飯碗要好；第三種是因為以其自身條件比較難在校園之外謀求一個滿意的工作，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繼續呆在象牙塔裡。

學術良知（1）

學術良知

基於對學術的理想和追求而走上學術之路的人是讓我無比敬佩的，至少我沒有這樣的勇氣，目前看來這輩子也不大可能有這個資格了。一個民族的學術精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代表了這個民族的良知。學術雖然不可能像宗教一樣脫離世俗，但是，學術精神天然地應當與塵囂和喧譁保持足夠的距離。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時不時去迪廳High的人能夠潛心研究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交通史，也無法想象一個動不動就在某五星級賓館的包廂裡和一群大腹便便的人觥籌交錯的教授還會去潛心研究某種即將瀕臨滅絕的動物。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真正潛心學術的人與這個世界總會保持一定的距離。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心靈與世俗的距離，選擇學術之前有必要考慮自己能否承受寂寞，能否在別人開著跑車四處兜風的時候心甘情願地在實驗室裡研究自己的課題。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不但希望你能做教授，而且相信你能做一名優秀的教授。

不過，中國的學術界和世俗世界的距離被拉得太近了，甚至大學內外的世界隨著圍牆的拆除而徹底融合在一起了。教授同時成為了商人，或者成為了政客。這讓部分學術投機分子同時透過投機獲得了不少的經濟或政治上的利益，但是，同時也讓中國的大學以及整個學術圈裡的人失去了應有的地位和尊重。

1998年北京大學建校100週年的時候邀請了日本東京大學的校長參加慶典。這位校長來北大參加慶典的時候發現坐在自己身邊的也是一位日本人，可這位日本人並不是任何大學的校長，而只不過是一名在經濟上給過北大資助的日本商人。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兩個中國人之間，大學校長肯定會跟商人套近乎，以求對方也來自己學校提供科研經費或者設立獎學金，可是，東京大學的校長卻不但沒有跟那位日本商人套近乎，而且甚為惱怒，認為北大這種舉動侮辱了學術的神聖。

在日本，一個大學校長別說比商人更讓人尊敬，就是比首相或許還要更有社會地位。雖然日本人從來不願反省自己的歷史，但他們對於學術的尊敬是讓我不得不佩服的。在北大這所中國最高學府中，商人和大學校長都可以“平起平坐”了，遑論其他的大學？自己都不把自己當回事了，還談何別人的尊重？於是，學術精神變成了這場交易和遊戲的最終受害者。

所以，我希望決心投身學術的大學生能夠在這樣一種很不好的社會風氣中恪守自己的原則，不要因為一點點金錢或者權力的誘惑便放棄了自己的學術良知。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還不如儘早考慮是不是繼續進入學術圈。做了著名教授當然可以去做政協委員，但如果你更看重這個頭銜，那還不如儘早去從政，那樣的話說不準在你做成政協委員之前就做成了政協主席。同樣，你做了知名學者之後也還可以像明星走穴一樣四處圈錢，但如果你對錢比對學術更感興趣，那還是儘快去做商人吧，這樣一來你完全可能在成為知名學者之前住進別墅開上寶馬。

近來好像著名法學教授針對具體法律案件出具專家意見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了。下面這段話便是部落格中國（Blogchina）裡有關於此的一個貼子。

2003年夏季的一天，同時在京城律師事務所充當合夥人的王教授把他的5名同事（都是來自京城三所院校的“國家級大師”、“博導”）請到了一家五星級飯店，為他的客戶（一家房地產公司）提供法律意見。這家房地產公司把廣告上標明的綠化地用來蓋車庫和住宅，與業主發生激烈衝突，新聞媒體紛紛報道了這一事件。在王教授建議下，房地產公司決定花錢請專家寫法律意見，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訴訟。

專家進門坐定，房地產公司的小姐就笑吟吟地給每位專家送上一個信封。在掂量信封的一瞬間，專家們就決定說什麼話了。小姐告訴我，老闆再三關照，信封一定要在專家開口之前遞到，只要專家在開口之前把信封放進口袋，一切就已經搞掂。

資格最老、頭髮最白的專家第一個發言：“前幾天，業主也邀請我參加了他們的座談會，今天再聽聽你們的意見，兼聽則明嘛！”當律師之後我才知道，在許多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找到同一位知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