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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閹黨可歌可泣的戰鬥，迸射出耀眼然而也是最後的火光，而其命運，則如恩格斯所定義的悲劇：“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90｝他們有正義在手，卻不合時宜。什麼合乎時宜？“趨利”二字耳。道義一旦被摧毀，精神一旦無可守護，人就是唯利是圖的動物。天啟年間的“閹黨”，實起自萬曆年間的“黨爭”。彼時，士大夫階層因政見不同，各為門戶｛91｝，此一現象本不足奇，如能良性競爭———例如現代民主政體下的黨派政治———其實不失為進步。然而，由於士林的基本精神尺度和原則淪失殆盡，“黨爭”純以個人攘權奪利、榮華富貴為宗旨，但能達此目的，不問手段，廉恥全無，遂造成一種極黑暗極卑鄙之後果。崇禎朝進士李清用兩句“知”與“不知”概括這種現實：“人知崔【崔呈秀，閹黨巨頭】、魏，不知朝廷；人知富貴功名，不知名教氣節。”｛92｝
孟森先生對萬曆年間的“黨爭”如何演化為天啟年間“閹黨”的原委，辨析甚明：
至是【天啟年】凡宵小謀再起者，皆知帝【朱由校】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貴，於是盡泯諸黨，而集為奄黨；其不能附奄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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