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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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政累非淺。”｛111｝法律已非公器，政府司法部門和工作人員被撇在一邊，皇帝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鼓勵告密，縱容刑逼，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國家怎能不亂？

這批評的確擊中要害。不過，又好像是在跟竊賊講“不告而取不對”的道理。

如果朱棣尊重法律，那麼他不單不該搞東廠、錦衣衛、詔獄，不該設誹謗罪、捕風捉影，不該倚任陳瑛、紀綱等大大小小的酷吏———他索性就不該登上那個皇位！一個從根子上就踐踏法律的人，如何可能崇隆法律？他要的就是亂，亂中取勝，亂中得利。制度清明有序，搞不成國家恐怖主義；要搞國家恐怖主義，一定要不講秩序，一定要拋棄法律，然後可以隨意抓人、隨意用刑、隨意殺人。

偽君子朱棣（30）

廠衛相倚，織成一張恐怖統治的大網。到處是特務、密探，緹騎四出；逮捕、刑訊、處決概不經司法部門，法律成為虛設，此皆朱棣始作俑，是他留給自己子孫最大的政治遺產。明亡國之後，有遺民愷切總結說：“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廠衛。”｛112｝這個認識很深刻，因為“廠衛”象徵著什麼？象徵著國家基礎完全建立在汙泥濁水之上。

功歟？過歟？

朱棣這個人，很幸運。一生頗多倒行逆施，也足夠殘暴，但留下來的聲譽，卻似乎不曾壞到那個地步，甚至一般國人提起永樂皇帝，印象非但談不上壞，甚至還引起一點“光榮與夢想”的情愫。

在我個人眼中，在中國曆來的暴君中他至少應該排在秦始皇前頭。秦始皇幹過什麼？最壞的事情，莫過於“焚書”和“坑儒”。“坑儒”是秦始皇最有名的劣跡，卻只殺掉了四百多個知識分子，比之於朱棣，小巫見大巫。殺了四百人的秦始皇惡名遠播，人們至今切齒，殺人比他多幾倍、十幾倍的朱棣，事情卻幾乎被淡忘。秦始皇真正嚴重的罪行，是“焚書”，險些斷送中華文明的根脈，這一點，不可饒恕。其他如修長城、造阿房宮，勞民傷財，天下苦之，無疑是罪惡。但一方面，其中的長城究非無用之物，在冷兵器時代，它對中國的屏障作用還是明顯的，直到明代，抵擋塞外遊虜的侵擾，仍採取老辦法，重修長城；另一方面，就禍害民眾論，修長城、造阿房宮這兩件事，比之朱棣一生好大喜功的種種“壯舉”，遠遠愧而不如。

然而，人人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很少知道永樂帝是暴君，相反，現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朱棣，還是“有為的君主”。為什麼？首先的原因是民眾一般少有自己直接去讀史的，如果讀一讀《明史》，這層誤會當不會發生。但我們很難也不應該指望普通民眾，都有暇抱著厚厚的史書來讀。所以，更為實際的原因是對這段歷史的轉述（或曰宣傳）有問題，而問題的產生自然與朱棣一生幾件“驚天動地”的“功績”有關。一是修《永樂大典》，二是鄭和下西洋，三是移都北京，四是對外用兵。古時做皇帝的，倘不甘平庸，都想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為。朱棣以篡得位，更急於有所表現，裝點門面。他做這幾件事雖然各有具體目的，但從根子上說，最終都是為了改變形象，為自己樹碑立傳。而後世的看法，居然很遂他這心願。比方有一種流行的評價，認為雖然明代諸帝大多不成樣子，如扶不起來的阿斗，但“二祖”卻在例外。“二祖”，即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那麼，朱棣究竟是靠什麼被抬到這樣一個可與朱元璋比肩的位置呢？細數之，無非上述四件事。

其實，關於這幾件事，如果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的評價不難避免片面性，可以比較符合歷史實際，而不是一味的功利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有兩點，一是歷史唯物主義，二是辯證唯物主義。就此，恩格斯有一句話很能幫助我們取得對歷史較周全的認識：

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113｝

今人稱頌的“四大功績”，是因這些事有個共同特點———都以宏大的特性表述了中國歷史的某種“光榮”：《永樂大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類書；鄭和下西洋被視為睥睨哥倫布的壯舉；遷都北京以及紫禁城的營造，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宮殿；而南定交阯、北出塞外，似乎一掃盛唐以降中國始終被動挨打的頹勢，頗能重振華夏雄風。

這當中潛藏的宏偉話語因素，很堪為迫切希望找回歷史榮譽感的民族心態所利用，於是很自然的，朱棣和他的時代就被當做稱頌物件。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