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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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永遠不可以只站在今天的或我們自己的角度，脫離歷史實際，人為地誇大或拔高歷史現象與歷史事件的意義，尤其是無視當時人們從切身遭際中得到的感受來評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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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31）

《永樂大典》

四件“大功”中，編修《永樂大典》一事，先前簡略談過。現在不妨再把我們對此事的觀點明確一下：第一，《永樂大典》編成之後，唯手抄一部，秘存大內，罕為人見，未能流播宇內而對華夏文化發展有實際推動作用；至嘉靖年間方復謄第二份，同樣秘存大內，直至散佚。第二，編這套巨書的起因，雖然純屬朱棣為刻意表現其“文治”而搞的形象工程，但對古代文籍究竟有儲存之功，倘傳之今日，無疑是瑰寶———但可惜沒有。總體來說，《永樂大典》聲名雖赫，但實際於我們近乎只有“傳說”的意義，當時、後來以及現在，很少有人享受到它的好處。這固然當問外寇搶掠之罪，然而造此物者本無意使之發揮任何現實作用，這一點我們亦絕不應為之飾言。當時若果有此心，以明代印刷技術的成熟和發達，以朱棣一貫大手大腳花錢的風格，非不能將其變成出版物，供人閱讀，而必深鎖其于禁中，至終不見天日。｛114｝今天的人們都很明白“知識共享”的意義，只有進入共享領域，知識才能發揮其效用，這是從公共圖書館到網際網路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反之，壟斷起來，再好的知識也毫無價值。

鄭和下西洋

鄭和七下西洋，顯示了當時中國造船及航海技術在世界上的優越，這沒有問題。鄭和本人，尤其船隊中的船工，堪稱當時舉世最好的航海家，他們的經歷極富傳奇性，這也沒有問題。

除了以上兩點不可動搖的事實，自鄭和七下西洋六百年來，圍繞著這一歷史事件的，更多的是敘事話語的變化。

《明史·鄭和傳》體現的是世界全球化體系到來之前，中國以自己的眼光對此事的認識和評價。《鄭和傳》凡九百五十四字，茲略去有關具體經歷的敘述，撮其議論部分如下：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朱允炆】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

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鄭】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雲。

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宦官】。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115｝

裡面講得很清楚，朱棣派遣鄭和船隊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尋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二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而其結果，第一個目的沒有達到，建文帝下落仍然不明，第二個目的則取得奇效，終永樂之朝，“外番”前來上表進貢者絡繹不絕，成為“明初盛事”，持續到宣德時，熱潮方漸退，但以後餘威猶存，明王朝在跟海外諸國打交道時（“凡將命海表者”），總要提起鄭和之事以自我誇耀和懾服“外番”。此外，《明史》中這段話還有一點很重要，即鄭和下西洋並非朱棣對於中國之海上發展有專門的認識和單獨的設想，而只是“銳意通四夷”———全面威服四方———海陸並舉，在鄭和被派往西洋的同時，另外幾個太監則從陸路被派往西北、西南和北方執行相同使命。因此，就其本意來說，鄭和下西洋實際上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傳統的中華帝權中心主義的延伸或翻版，所不同者，無非過去發生在陸上，而鄭和事件則發生在海域而已。

歷史本身也印證著《明史》的這種解讀。鄭和事件是孤立的，也是特定的。過去未曾有過，此後也不再發生，它既未激起連鎖反應，而且基本也僅見於朱棣時代（七次下西洋，有六次在永樂年間，只最後一次在宣德初年）———總的來說，它只跟兩個人有關，一是朱棣，二是鄭和，彼二人謝世之後，此類事件便無影無蹤。因此，《明史》中有關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跟近代以來漸漸形成的另一種敘事話語有很大差別，除了這件事本身的直接起因與動機外，它沒有額外強調和挖掘更多的含義。而且，從鄭和事件發生到清代初年修撰《明史》以及鴉片戰爭之前，沒有別的敘事話語，對此事意義的認識一直僅限於《明史·鄭和傳》所代表的那種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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