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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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分為兩國，北部是安南國，南部是占城國），北面則是老對手蒙古人。

秦漢唐三代，安南為中國所統治，宋以後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變成接受中國皇帝冊封的屬國。朱元璋時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獨立，他開列過十五個“不徵之國”的名單，安南就在其中。

朱棣徵安南起因於被愚弄。當時安南國內發生弒君自立事件，弒君者為騙取中國承認，詭稱自己是前國王陳氏之甥，“為眾所推，權理國事”｛152｝。朱棣信以為真，遣使前往，正式封其為國王。誰知不久前國王之孫成功逃至南京，朱棣方知被騙，特派徵南副將軍黃中等領五千人馬護送該王孫回國繼位，弒君者聞訊遂鋌而走險，半道上設伏，殺了王孫，甚至連明廷使臣也一併殺掉。

彈丸小國膽敢愚弄、羞辱偉大的永樂大帝，竟然還殺死“天使”，朱棣的震怒可想而知。永樂四年七月，朱棣點起八十萬大軍，拜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分別從廣西、雲南兩路進入安南。雖非師至捷聞，但小小安南，終不能當此大軍；翌年五月，戰爭結束，罪魁禍首被生擒，隨著南京受俘儀式完成，朱棣證明和恢復了他作為天朝上國君主不容挑戰的榮耀。

事情到此為止，都還算理所應當。畢竟那個弒君者咎由自取，而且中國對於屬國的責任與尊嚴，也確實應予維護。但接下來的事情，卻超出了“正義”的範圍———一個月後，朱棣以前國王家族盡被篡位者所殺、“無可繼者”為由，將安南併入中國，改為交阯布政使司。

為什麼這超出了“正義”範圍？照說，歷史上這塊土地幾次併入中國版圖，到明代初年為止，脫離中國也只四百來年，朱棣的所為，蠻稱得上“有史為證”。

問題在於明朝建國時，朱元璋對尊重安南主權，有過正式承諾。洪武元年，他在給安南的詔書中明確說：“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也。”｛153｝

朱元璋作此承諾，既非權宜之計，更不是耍心眼、說漂亮話以換取各國對明政權的擁護。他是通盤考慮方方面面，權衡利弊，而就明朝與周邊“蠻夷諸國”的關係得出自己的結論。這結論是：“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洪武四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門臨朝之際，對中央各部門負責人講話，其中有這一句。｛154｝以後，《皇明祖訓》裡收錄了朱元璋一段話，意思大致相當，文字則有區別，應該是另一次談話———但“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句則一字不易，說明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而固定下來的基本觀念。這句話中，“得其地不足供給”有鄙薄他人之嫌，但“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認識，卻很清醒。他意識到，就算征服別國，由於民族心理與文化的不同，也勢必使管理和統治極其費力，最終“徒慕虛名，自弊中土”，相當不明智。作為封建帝王，朱元璋有此認識，已屬難能可貴。所以他在詔書中給予安南國的“非有意於臣服”的承諾，絕非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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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42）

有了承諾而背棄之，就很有點理虧了。

本來，朱棣替安南平亂，幹得比較漂亮，但關鍵時刻他好大喜功的癖性卻忍不住發作。就算王族陳氏的確全被殺光，也不能以此為藉口吞併其國。

不出兩年，安南人便為了復國而起來造反。鎮壓下去，再反，然後再鎮壓……如此反反覆覆，直到朱棣死，安南就不曾平靜過。二十年中，安南人充分顯示出其特有的頑強、桀黠。一如數百年後的法軍和美軍在越南的境遇，明軍在安南亦陷於泥淖之中難以自拔：撤兵，面子不允許，不撤，又無法撲滅反抗，疲於奔命，焦頭爛額。

不過，這樣的局面勢必要等到政策制訂者本人亡故，才得消解；朱棣在世時，哪怕再難支撐，被派往安南的明朝士兵也只能硬著頭皮頂下去。到了宣宗朱瞻基繼位（中間仁宗朱高熾在位僅一年而崩），面子問題終於不是障礙，苦苦支撐再無必要，於是明軍從安南脫身之事被迅速提上議事日程。

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醞釀已久，以致剛剛上臺，他就在與楊士奇、楊榮兩位親信大臣的密談中，透露“三二年內，朕必行之”｛155｝。然而，未待朱瞻基設計好體面收場的辦法，宣德二年九月，駐安南的明軍即遭受毀滅性打擊，“官軍大潰，聚被執……七萬人皆沒”｛156｝。明軍統帥成山侯王通被迫與安南軍隊簽訂退兵盟約，而安南方面則適當照顧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順。訊息傳到北京，朱瞻基召開御前會議討論如何應對。前明軍統帥、英國公張輔以及吏部尚書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