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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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稱道朱棣營建北京———這座當今世界大都會的骨架和基礎，確由他塑造與奠定———之功，以及對宏偉壯麗的紫禁城嘖嘖稱奇時，卻很少有人意識到並且指出這一事實：明代初年，中國居然在三四十年的時間內，先後承受了在南北建造兩座都城的巨大負擔。要知道，這兩座都城中的任何一座，在當時世界上都堪稱最為奢費的大城。南京修造了十年，而北京的工程前後耗時二十年。

國家顯然為此投入了驚人的物力和人力。我們雖然不知道營造北京究竟耗資多少，因為朱棣不屑於向他的人民公佈這樣的統計數字；但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每一個銅錢都是從賦稅中來，亦即都是由當時的普通百姓來承擔。

我們可由紫禁城昂貴的材料來想見它的奢費———當時，三大殿的柱子全部採用巨大的楠木｛147｝。因為珍稀，這種木材被冠以“金絲”的形容詞。它所以昂貴，除生長週期長，更由於皆處深山之中，砍伐及運輸甚是艱難。一根運抵北京的楠木，甚至包含了許多人的生命代價。為了給紫禁城置備足夠的木材，幾位採木大臣在從山西、四川、兩湖、江西直到浙江的廣大區域內，足足滯留了十幾年。例如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書宋禮，永樂四年赴任，直到永樂十七年才“自蜀召還”，除了中間短暫地在別處處理一些事情，他在四川的採木延續了十三年之久。

如此浩大的工程，人民為此承受了怎樣沉重的賦稅，我們雖無法知悉真實的數字，卻一定是驚人的。在迴避或不屑於記載這些數字時，史書偶爾會提及一些區域性性的勞動力使用情況。單兩湖一地為採木而投入的人力，即達十萬之眾｛148｝；當時共五大采木地，如以規模不等做一平均估算，僅採木一項，徵用民夫總數約四十萬上下。至於正式營建北京和紫禁城所投入的人力，不久前，央視在其製作的紀錄片《故宮》中指出：“據說超過百萬之多。”它還舉例說，僅保和殿後的一塊巨型漢白玉石，“開採就動用了一萬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運往京城則更為艱鉅。數萬名民工，在運送石料的道路兩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嚴寒、滴水成冰的日子，從井裡汲水潑成冰道。兩萬民工一千多頭騾子，用了整整二十八天的時間，才運到京城。”｛149｝雖然我沒有直接掌握這些數字的來源，但出自作為國家電視臺製作並有明史專家參與的作品，大約是可以採信的。

回到恩格斯那句話：“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無論如何，在評價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泯滅公正與愛心。關於遷都北京的戰略意義，關於重複建設兩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說營建北京算不算“進步”或包含多大“進步”意義———這些爭論都可以先放下不說，但當後人稱頌北京和故宮的宏偉，並視之為朱棣的一件豐功時，我們該怎樣面對當時那一百多萬先後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勞工？怎樣面對舉國為此揹負沉重的賦稅負擔、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難道說，只因為營建北京的過程中沒有誕生一個類似孟姜女式的傳說，我們對當時人民的苦痛就很難想象？在一些藏頭露尾的記載中，其實仍可看到人民因為難以忍受而至於反抗的事例：如師逵在兩湖督辦採木，過於“嚴刻”，激盪民怨，民“多從李法良為亂”，此事被一個監察官員報告到中央，卻“以帝所特遣，置不問”｛150｝。

偽君子朱棣（41）

至於遷都北京的所謂“戰略意義”，不僅落空，而且實踐證明，朱棣此舉所依據的地緣政治認識，全然錯誤，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脹的表現。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裡稱“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對遷都北京的後果，有一段蓋棺論定般的全域性性評論：

有明都燕【明朝以北京為首都】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妄入，擅自進入】，崇禎間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敝【疲憊，睏乏，衰敗】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以上論遷都北京過於靠近邊防前線，極不利於國家安全，並數度造成嚴重危機】？江南之民命竭於輸，太府之金錢靡於河道【這兩句是批評北京遠離經濟發達地區，致大量物力空耗於輸送過程，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古代，這的確會額外增加鉅額費用而造成浪費】，皆都燕之為害也。｛151｝

對外用兵

明朝近三百年曆史，大部分時間對外取守勢，唯永樂年間主動出擊。朱棣在南北兩個方向，都發動大規模戰爭。南面戰爭的物件是安南（今越南北部。當時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