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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藩生性嗜殺，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來，正是湖南吏治不嚴，養癰貽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駱秉章聽了這話，心中大為不快。這個曾剃頭，非但不檢點自己的過錯，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賬了！他打斷曾國藩的話：“你可要講清楚，湖南吏治不嚴，究竟是誰的責任。”
第五章 初辦團練（8）
曾國藩知駱秉章見怪了，為了使談話氣氛和緩，他要穩住這個老頭：“駱中丞，我還沒說完，湖南吏治不嚴，責任當然不在你；你前後在湖南加起來不過兩年多。我是湖南人，豈不知三湘之亂，由來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岡搶米殺知州。二十四年，耒陽抗糧。二十六年，寧遠會黨打縣城。二十七年，新寧又起棒棒會。二十九年，李源發造反。這些，都不是發生在籲門兄你的任上。”
這段解釋，使駱秉章的火氣消了：曾國藩的矛頭原來並不是對準他的。
“滌生兄，不怕你怪罪，貴鄉竟是個爛攤子。當初調我來此，我三次推辭，無奈聖上溫旨勉勵，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說的是實話。”曾國藩懇切地說，“湖南為何連年不得安寧，主要在地方文武膽怯手軟，但求保得自己任內無事，便相與掩飾彌縫，苟且偷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任其延宕，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任其橫行。如此，鄉間不法之徒氣焰甚囂塵上，以為官府軟弱可欺，相率造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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