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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鐵路發明後,人們的心態必須轉變,認同“生意人”到“科技專才”或“工程師”的轉變,承認他們在工業經濟中領袖的地位。
這些以知識為基礎的新興行業經營得好壞,慢慢要取決於這些行業如何吸引、維持和激勵知識工作者。如果滿足知識工作者的經濟手段不再奏效的話,就必須靠滿足他們的價值觀來達成目的:給予他們社會的承認,把他們從下屬變成管理者,從員工變成合夥人,而不僅僅是提供給這個員工豐厚的待遇。
首先衡量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要問作為下屬的知識工作者3個問題:你有什麼長處,能對工作做出什麼貢獻?公司對你應該有什麼期望,要花多少時間?你在工作上需要什麼資訊,你欠缺什麼資訊?
毛澤東政府的一個重大成就就是掃除中國的文盲,他靠的不是新科技,而是一種古老的辦法,由識字的學生教下一批不識字的學生。
科技已不再像19世紀那樣,由一些相互之間毫不相干的、分別支援著自己獨立學科的體系所構成。現在的科技相互關聯,處在混沌之中。因此科技必將來自外界,然而我們卻對行業以外一無所知。
知識型組織的員工管理有什麼基本假設需要遵循。這個基本假設就是,僱員也許是我們最大的負債,但人卻是我們最大的機會所在。
金融從業者在從事自營交易時,他所謂的顧客是同樣從事自營交易活動的其他金融公司,因此那是一種“零和遊戲”,一家公司獲利,代表另外一家公司虧損,而且沒有第三方支付雙方的費用。
而唯一的創新就是所謂“科學”的金融衍生品。但設計這些金融工具的目的,不是為客戶提供服務,而是要讓交易員在從事投機交易時得到更高的利潤,同時降低風險。事實上,金融衍生品根本行不通。
高利潤的金融服務商機並不少,事實上,利潤最大、獲利最高的商機根本無須創新,只需要勤奮的工作。因為機會就潛藏在人口統計學當中,也就是在那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針對快速增長的不斷老齡化的富裕中產階級,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務。
其他國家非營利機構活動的規模遠遠不如美國,因為從根本而言,這些國家的現代公務員制破壞了社群部門。
日本就好比我父親那個時代的奧地利,或像全盛時期的法國,仍舊是個由公務員官僚體系治理的國家,政客們無足輕重,其能力令人懷疑。政客能力不足或*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如果連公務員都*或能力不足,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了。如今的日本就陷於這種可怕之中。
但在過去20年裡,發達國家並不特別景氣,可是世界貿易和生產卻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大部分的成長都出現在新興發展中國家。其主要原因在於,知識已經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取代了經濟學家所說的“土地、勞力和資本”三要素。。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下一個社會的管理》語錄(2)
現在透過訓練,可以使一個國家的勞動力人口擁有世界級的生產效率,卻支付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工資水平,這種情形至少還會持續8~10年。
後來發生的事情只能證明官僚無為而治的信念比採取行動更明智。過去兩年中,由於來自華盛頓的某些壓力,日本政客和輿論敦促政府,投入鉅額資金拉動經濟增長,總額超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卻徒勞無功。
這些網路創業公司中有很多其實根本就不是創業公司,它們只是股市中的賭徒。就算它們真有商業計劃書,也只是為了它們的股票首次公開發售(IPO),或是想被人收購,而不是想要建立一個企業。今天企業管理者的貪慾讓我感到相當震驚。
要注意每一種變化,深入觀察每一扇變化之窗,並自問:這扇變化之窗可能是機會之窗嗎?這種新東西是真正的變化,還是隻是一時的流行?其中的差別很簡單,變化是大家在做的事情,而一時的流行只是大家談論的事情。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犯過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在1945年左右發明了“利潤中心”這個名詞。其實,企業內部只有成本中心,唯一的利潤中心是支票沒有被銀行退票的顧客。
執行長不是要避免發號施令,而是要知道應該什麼時候下命令,應該什麼時候以夥伴的態度對待別人。我可以向你保證,財務目標的重要性不會降低,恰恰相反,人口結構告訴我們,財務目標會變得更重要,但你必須知道,如何把財務目標同建立與維持企業的需求整合為一。
現在是重新思考政府和國家功能的時候了,同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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