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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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就值得懷疑了。如果出臺的交通法規採取張維迎先生的看法，就會將機動車與行人之間發生的交通事故成本轉到行人身上，機動車駕駛者因而減少事故預防措施，將使事故發生的機率增加，無法保障行人這一人數眾多群體的合法權益，整個社會的成本就被加大了。

激勵機制得以存在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委託人與

代理人分立，法律則無法確定委託人與代理人

在機制設計理論中，激勵機制指的是一方（委託人）與另一方（代理人）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為了讓另一方（代理人）按照自己設計的目標行動而設計一個契約。譬如上面談到的僱傭例子，老闆設計契約，用來激勵和約束工人，老闆和工人是博弈的兩方。如果委託人與代理人同為一體（如老闆就是工人），則這個激勵機制是無效率的，且毫無意義。而且，在委託—代理分析框架中，代理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委託人設計的合約。如果拒絕，則這個博弈結束；如果接受，博弈得以繼續，代理人就得按照委託人設計的契約行動，並受到契約和法律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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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激勵機制（2）

就法律而言，很難劃分委託人與代理人，甚至可以說，委託人就是代理人。因為，立法者並非不受法律的約束，法律所作用的國家或者地區，所有的人都受到法律的約束。這一點顯而易見，我就不展開討論了。

法律是外在的約束條件，並非機制設計的兩個條件

眾所周知，所設計的機制是否有效率，需要具備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按照委託—代理理論，一個參與人（稱為委託人）想使另一個參與人（代理人）按照他的利益選擇行動，就需要確定一個激勵合同。委託人根據這些觀測到的變數來決定合同形式，以激勵代理人選擇對委託人最有利的行動。

另一方面，委託人對代理人還有一個約束機制，規定事權的劃分，制定科學的內控機制和合理的業務流程，保證代理人在授權的範圍內，按照既定的程式來工作；保證代理人違章越權的行為能夠及時發現和有效制止；及時對代理人違規行為予以懲罰。

法律是外部約束條件，和機制設計並不直接相關。機制設計所說的約束機制，實際上是內部約束。原因在於，法律（特別是自然法）是社會經濟執行的底線，我們討論經濟問題，是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進行。譬如老闆僱傭工人，會設計激勵與約束機制，但是，這些都是在既定法律框架之下進行的，在這個僱傭案例中，社會上的有些法律是保障工人權益的，可能會因為交叉而成為激勵約束的一個變數；有些法律是約束工人勞動紀律的，就有可能因為交叉而成為約束機制的一個變數。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法律（總稱，而非特指）是激勵或者約束機制。又如，對一個國家或者區域的幾乎所有的人而言，在很多時候、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律是外生變數。譬如，張三偏好偷盜，但是法律禁止偷盜，他自然對這樣的法律沒有任何的需求，但是他沒有任何的改進辦法，他並不能採取措施取消這種法律規定。

激勵機制存在於市場之中，法律卻是市場的底線

激勵機制具有可設計性，它存在於市場之中。但是，法律是外部約束條件，也就是說，它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底線。現在我們都認同，現代市場經濟的根本遊戲規則就是法治（“法治”指的是“根據法律來治理”）的規則。法治有兩層含義：第一，法治是約束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第二，法治是為了約束個人（企業）的經濟行為並創造一種環境：有秩序、穩定、公平競爭、產權界定、合同（契約）執行。所以，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法律就是維護市場經濟執行的底線，就如同體育比賽一樣，裁判員（類似政府）在場外進行監督，如果運動員出現違規（類似違反法律規定）行為，裁判就根據規則（法律）對違規者進行制裁。

所以，法律可以保護市場活動有規則地進行，卻不允許它本身去破壞市場活動，不必要地干預市場。進一步講，法律應當與市場保持一定的距離，只有在市場參與者違背了它的規定或者精神的時候，它才發揮維護秩序的作用。如果法律直接介入市場，侵犯個人的選擇自由，將會妨礙市場機制的執行。譬如，“李約瑟難題”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法治”，而非“人治”。傳統的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不變，這當然只能說是法治，是制度化。所以，如歷史學家錢穆所說的：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防止它，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