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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國內城市中胡同和農村的情況,述堂並不陌生,那麼以你之見,以國內百姓的衛生習慣來說,是否有建立衛生警察,強制民眾改善生活以及衛生習慣的必要?”
儘管明知道衛生警察的權力深入家庭對民權的損害,但是想到國內的現狀,尤其是國內農村那成堆的垃圾,糞堆,汙池,泥坑以及百姓衣服上積著的厚厚的油灰,蔡紹基還是鬼迷心竅似的點了點頭,雖是贊同了警察的衛生權,但他還是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大人,只是這警察的權力是否太過廣泛,畢竟,如此以這一條例來看,警察的權力完全凌架於政府之上!”
“不是凌架於政府!”
搖搖著,唐浩然接著說道,
“而是依據政府的授權,實施這些工作,這些權力隨時都可以收回來。而像協助宣傳禁令、收稅、管理戶籍、普查戶口等。這些工作的推動。本身就需要藉助一定的權威,而警察部作為一個強力機關,自然足以擔負這一職責,至於這教育,雖說現在特區沒有多少人口,更談不上多少適齡兒童,自然也就談不上強迫教育,可將來呢?若是某一家移民拖兒帶女來到這。他為了掙錢不讓孩子去學校讀書,如果由教育專員負責,他需要先報告警察,然後再由警察出面處置此事,述堂,這是否有浪費人力之嫌?”
話峰一轉,唐浩然又從行政成本上談了起來,如果說泡了多年論壇給他帶來了什麼好處,那就是培養了一張還算善辯的嘴以及轉移話題的本領。
“而且教育專員需要分管一個學區,其又豈能每日深入社會查探其家中是否有子女未去上學?但是警察卻不同。他每日巡邏於社群,對於社群內的百姓瞭如指掌。自然知道其子女是否已經適齡,是否上學,如其不上學,他自然可以利用罰戒權對其父母加以懲戒,迫使其將子女送往學校。”
由警察協辦教育,是參照後世山西以及日本的經驗,後世山西用軍人辦學,透過軍事命令強制推行教育,而日本則是用警察的強制力,於城中鄉間督辦,用警棍和罰款迫使農家將子女送往學堂,明治維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實際上就是教育的成功,正是教育的成功使得日本迅速富強的根本原因。
在明治維新時日本把教育作為振興國家民族,後來居上的起跳板。明治政府為了把日本建成一個既能抵禦西方列強入侵,又能與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相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上臺伊始,便強凋教育的重要。把是否重視教育,作為考察各級官吏政績的重要依據,一些地方官吏因未能辦好地方教育而引咎自裁。因此日本只用了50年的時間,就走完於英法等歐美國家在教育上用200多年的時間所走過的路,為後來日本民族的振興,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無念經是德國也好,日本也罷,都是透過教育踏上了強國之路,而兩者無一例外的均選擇了“強迫教育”,而推行“強迫教育”就需要強力機關的介入,作為政府暴力機關的警察則是最好的選擇,當然現在只之所以提及用警察推行強迫教育,更多的卻是為了說服蔡紹基這位特區的“司法部長”接受警察權力的擴張,雖說這是特區建設的需要,但更多的卻是將來統治朝鮮的需要。
即便是在心底從未將高麗棒子視為“國人”,但是對於打著“中華”名義想將半島納入中國版圖的唐浩然,卻需要對這些棒子作到表面上的“公平”,而這警察權將從特區向朝鮮半島擴充套件,至少在表面上,這嚴苛的警察統治,並只是針對朝鮮人,而是立足於“重建中華文明”之必需。
“但是,大人,如此會造成警察權力空前膨脹,其極可能濫用警察之權,從而欺壓良善,如此豈不違大人的本意?”
雖然說是贊同先生用強制的手段迫使百姓改變衛生習慣,迫使其送子女進入學校,但是蔡紹基還是覺察到警察權力膨脹帶來的危險,甚至在其看來,這種危險是不可避免。
聽著蔡紹基的擔心,唐浩然便想到了一些新聞上看到的警察權力延伸帶來的諸多問題,但他直視著蔡紹基目中的擔心,緩聲說道。
“我們現在於特區實施的是新政,而條律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儘管條律參考了中國習慣法,但是卻引入了西方的法制法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將剛從西方學來的法律應用在特區,代替了我國傳統的法律。所以,我們需要透過樹立警察的權威,他們的權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絕對的。為了重拾中華民族的文明,我們於特區施行的刑罰,雖可以用嚴酷來形容,但是並非是沒有制約的,制約警察權力的,不是條例的減少,而是透過法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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