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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之幷州匪政
打擊豪強、限制世族,這是歷朝歷代都在做的事情。
關於東漢,後人形成一個粗暴的印象,漢亡於豪強,好像漢朝對豪強束手無策。
這種觀念也不知道是誰先提出來的,知識碎片化的時代,很多人不假思索的便加以認同。
事實上東漢對豪族的管制一直不曾放鬆,宋朝君臣史官總結的經驗教訓是漢之天下失於貴戚,唐之天下失於宦官。
在黃巾之亂前,豪強沒有兵權,讓他們暴力抗稅,他們是能夠做到的。
但讓他們割據一方,對抗朝廷,這就是拿他們的性命在開玩笑了。
後世王朝中央朝廷有一支人數十餘萬的禁軍,再沒有哪個王朝聽說過豪強能左右朝堂。
即便是黃巾之亂後,大漢特有的豪強勢力盛極一時,漢靈帝劉宏還是成功削減了關東各郡豪強的兵權。中樞頒佈政令,地方郡國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劉備也是在這次打擊豪強的政策下,成為大浪中掙扎的一員,鞭打了督郵,棄官而逃。
此時的大漢禁軍剛剛平定了席捲全國的黃巾軍,又被涼州叛亂束縛了手腳,河北還爆發了人數百萬的黑山軍叛亂。
但地方豪強武裝勢力還是不敢起兵推翻朝廷,被朝廷順利削減了武裝。
直到劉焉提議設立州牧,朝廷將人事權、行政權、財政權、司法權、監督權、軍權盡皆下放給地方,割據勢力才一躍而起,豪強不再受中央管制。
在董卓亂政以後,到九品中正制施行之前,地方豪強勢力達到了歷史巔峰。
九品中正制推行以後,豪強勢力立即被世家門閥所碾壓。
而科舉制推行之後,門閥世族又逐漸被官員士紳所取代。
漢末之後豪強勢力退出歷史舞臺,並不是這個勢力忽然良心發現,而是制度發生了重要更改。
張瑞欲治理治下豪強,遷移豪族之類只是手段,推行科舉制與稅制改革才是根本。
而稅制改革,最重要的便是土地分配。
有十幾萬府兵在,張瑞並不擔憂豪強們掀起什麼浪花來。
便說道:“涼州地廣人稀,無需恪守均田之法。百姓可盡全力開墾荒田,只需能種滿三年,土地便歸其所有。”
“對豪強田地則課以重稅。田畝超過三百畝者,每百畝稅率增加一成。至七成乃止。”
之所以選擇七成這個稅率,是因為曹魏實踐過,畝收八成,百姓還能活下去。
張瑞本意不是逼的百姓民不聊生,而是為了抑制兼併。
加稅的起徵點也是超過三百畝之後的田地,這給良家子以及普通退役府兵留下了極大的緩衝餘地。
三河騎兵多出身於良家子家庭,世代且耕且戰,也有幾百畝良田。
按漢室闕名三十稅一,實則十稅五而言。
即便加稅之後,在右將軍府的稅率也要七百畝以上的良田才能超過漢室的稅率。
但近千畝的良田,顯然逾越了良家子的階層,被官府限制亦屬於正常。
這項政令在涼州以外的郡縣並不起多大影響,平均授田使豪強們手中良田沒有百姓租耕,各大豪族就已經開始紛紛轉型,放棄土地兼併,投重資於手工生產。
亂世過後往往大治,就是因為大量百姓死去,再度太平後,百姓有田可種,無需再作為隱戶託庇於豪強。
張瑞不靠譜的猜測,說不定亂世過後,官府能順利徵稅的百姓人數,要比亂世之前還要多。
至少在右將軍府治下,情況如張瑞所猜測。
漢靈帝時期,漢室在關西能夠徵稅的百姓絕對沒有六百萬人。在漢室自己統計的戶籍中,幷州總人口只有幾十萬,涼州一個郡人口只有幾千戶。
但在右將軍府不以人頭稅為徵收重點後,幷州人口上百萬。即便減去安置的難民和胡虜,幷州的人口也在亂世中實現了逆勢增長。
這顯然是因為豪族隱戶減少所造成的結果。
談完治下百姓跟豪強,所有人便將目光關注到了胡虜身上。
審配說道:“各郡太守皆已召集胡虜部落酋長,令彼輩於部族中推行移風易俗。但胡虜安置卻並非如此簡單,稅賦、教化、禮儀等各個方面皆需謹慎考量,需審慎制定政策。”
張瑞接著話題問道:“諸君以為,安置胡虜當以何為重?”
眾人意見不一,有人認為是稅賦,有人認為是教化,有人認為是一視同仁,也有人認為是兵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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