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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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漸漸納入南京政府的經濟及政治軌道時，

① 羅伯特？A。卡普：《四川與中華民國：地方軍閥與中央政權，1911—1938 年》，第　99—120　頁。

肯定會有助於蔣介石。也許在長江下游省份建立模範區的這一方案——事實

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經濟顧問楊格在當時設想的，①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天真，而

不是實幹家的現實精神。然而，這　１０　年的歷史使人想到，這種方案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不會小於蔣介石奉行的政策。因為蔣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

麼也未控制好。這一點在經濟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

壓倒一切的中國經濟，是農業的和傳統的經濟。例如，在　１９３３　年，現代

製造業、採礦業及公用事業部門僅佔國內生產淨值的　３．４％左右。而在另一方

面，每五個中國人中就有四個從事農業，生產佔國內生產淨值的　６５％左右。

農民生活的貧困駭人聽聞，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氣惡劣的年份，他們的生存就

會受到威脅。貧困的程度難於測度，但是，從下列事實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國

民眾的悲慘境地，１９３０　年中國死亡率大約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於美國死亡率

２．５　倍，甚至顯著高於印度的死亡率。①

許多當代中外觀察家認為，中國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們強調說，少數地主擁有多得太不相稱的耕地，把它們以過高的租率租給

佃戶。正如國際聯盟駐中國首席農業專家路德維希？賴赫曼在　１９３４　年說的，

“在［造成農村危機的］經濟及社會因素中，也許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

素”。②

在胡漢民的領導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來解決這一問題。１９３０　年頒佈

的土地法，規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穫量的　３７．５％）。土地法還提出了消除

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規定不在鄉地主的佃戶，若已耕種該土地　１０　年以上，有

權購買他們的耕地。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始終不過是一份極好的表達意向的文

件，因為南京政府從未執行過。佃戶繼續繳納主要收穫量　５０％至　７０％的地租；

中國大約一半的農民繼續租種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國民黨人害怕搞亂農村的

社會經濟關係。正如楊格所暗示的，他們可能為地主階級設身處地地考慮，

所以不希望透過重新分配土地剝奪或疏遠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樣，

他們害怕解決租佃制度會引起社會革命，其結果他們既不能控制，也無法預

見。②不論是什麼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　１０　年事實上一直未變。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國農村社會和政治不公平的一個直接原因。農村貧

窮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糧食生產間的不適宜的比例，而這是國民黨人首先

要著手解決的問題。

主要透過全國經濟委員會——得到國際聯盟著名專家賴赫曼和阿瑟？索

爾特爵士的幫助——和實業部的有關農業的主管局，南京政府著手推行一項

提高農民的生產率的廣泛計劃。這項計劃倡議進行種子新品種、殺蟲劑及肥

料的研究。為防止水災，在長江、黃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

設灌溉系統，並透過採用抗病植物和改進銷售技術，努力使絲、棉及茶的生

產恢復生機。

① 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　425　頁。

① 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