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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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關於辛亥革命，見　M。加斯特：《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9　章。

① 立憲運動的主要著作是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和張玉法：《清季的立 憲團體》。又見張朋園：

《省諮議局：1909—1914　年政治參與的出現》，《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2　期（1983　年　6　月），

憲保皇派之間的激烈競爭，在海外的流亡者中發展，但是，他們在東京、東

南亞和美國的鬥爭，並沒有在國內重演。

在國內，反對派不同成分之間的分歧，沒有反對派全體和中央集權的官

僚政府之間的分歧那樣大。他們的作用是互為補充，而不是競爭的。革命黨

人提出的共和抉擇終於被接受，認為比有害的、欽定的立憲政體更可取，後

者旨在謀求控制，而不是擴大官府外的參政範圍。激進的知識分子提出的前

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會基礎上建立強國；他們在必要時的英雄行為，

贏得了公眾的同情。他們的暴力策略有助於使一個頑抗的政府陷於不合法的

境地。革命黨人打入的一些新軍部隊所提供的軍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會

社同盟者所無法提供的。商人與士紳、企業與專業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

會支援；沒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　１９　世紀中葉，名流人士支援清政府鎮壓叛亂以保全他們的地位。在

１９１１　年，他們透過支援革命反對他們已經疏遠的政治制度，以保衛他們的利

益。商會、教育會和省諮議局都充當了上層社會的動員工具，推動了反對派

前進。經濟狀況緊張，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後　１０　年的動亂。通貨膨脹、銅錢貶

值、田賦附加費、長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氾濫，尤其是為地方新政籌集經費的

各種新徵雜稅，促成了反政府的社會動盪。在有些地方，這些緊張狀況使下

層階級和佔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發生衝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傾向的河南

農村社會，同盟會竟在土匪的隊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後者與民團或者與政府

支援計程車紳領導的鄉村自衛武裝對抗。①１９１１　年，以村為基礎的農民軍，從

受市場絲價暴跌和受廣九鐵路通車後洋米進口競爭打擊的地區，會集於廣

州，並在這座城市住了幾周。①城市民眾也在廣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參加了

革命。

然而總的說來，在　１９１１　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區的經濟增長，因中國捲入

世界貿易，從上層而不是下層社會的社會組織中出現的。它不是嚴格的資產

階級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確實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的地區，

並由這種增長產生和加強的集團領導。它成功地阻止了一個過時的官僚君主

國家，將自身轉變成現代專制國家這種早就註定要失敗的努力。它並沒有解

第 273—299　頁。對清代 最後　10　年名流作用的解釋，有周錫瑞關於“城市維新派名流”的理論（周錫 瑞：

《中國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　3　章）和芬徹關於自 治和民主的重大運動的敘述，這

一運動是透過省諮議局表現出來的，以舊的 社會經濟變革為基礎而由清政府的維新措施引發（約翰？芬徹：

《中國的民 主：地方、省和國家政治中的自治運動，1905　年—1914　年》）。關於在國家、 省、縣級擴大

政治權力，為官員和名流提供擴大政治作用的餘地，麥金農提 出了不那麼具有競爭性的描述（斯蒂芬？麥

金農：《中華帝國末年的權力和政 治》，第　10—11　頁，結束語）；而市古宙三認為士紳以保守方式適應

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動議，只是維持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