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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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精力消耗於自我維繫之中。這像經濟上“高

級平衡閥”的一個對應物，在政體上可以稱為“安全維繫綜合症”。國家稅

收不得不流向與競爭者作戰。官吏們不可信賴，特別是在下層。①官僚間彼此

監視，注視著永遠可疑的群眾，其程度之嚴重使得變通和革新變得困難重重，

特別是在　１９２７　年國、共分裂加劇了政治上的緊張關係以後。

在重新鞏固國家權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難在於　１９　世紀即已開始的名流階

層的積極精神和從事政治活動。面對已經組織起來增進其自身利益，或對國

家政策已有自己議程的名流，民國時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擴大自己的權

① 見陳志讓《對馬克思主義的皈依》，《劍橋中國史》第　12　卷。

① 杜阿拉著《鄉村社會中的權力》第　327—336　頁認為，雖然官僚機構在河北省 下伸到了區一級，但是，

區以下的官員仍沒有被上級有效地控制。蓋澤特著 《權力與社會》第　260—261　頁斷定，在江蘇，南京政

府的官僚機構是新增在 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結構之上，而沒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權力。

力。基礎牢固的農村名流、城市商人和專業人員以及知識分子，都給國民政

府提供某種支援，但是許多人從來就沒有完全效忠過。②對不同政見的壓制，

由於疏遠了越來越多的觀望者，恰恰導致了令人擔憂的不信任和反抗。國民

黨政府專心致志地擴大和保護他們的權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務，也

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擴大群眾參與政府工作的制度。許多暴力和反暴力的迴圈

相互助長；而那些既不寬容政府，又不願冒險去反對它的人，則退而從事個

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務。

在這一時期，至少有三個政治活動領域。首先，是在一個範圍狹小的圈

子裡，政府內或政黨內的派系爭奪權力，而外界那些可為這種政權接受的人，

則同官員建立聯絡，以保護或增進自身的利益。①第二，是城市裡反對派的政

治活動，包括群眾遊行示威和其他透過組織活動和報刊表達的異議。有時採

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運動的某些同盟軍）的動員，逐漸與在城市

裡的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組織活動融合在一起。第三，是農村中

的政治活動，包括這樣一些不同的組成部分，如懷有自治野心的地方軍事首

領的爭鬥，政府致力於收稅和納稅人盡力逃稅，以及地主對農民非政治性的

社會反抗的壓制。②這些政治關係遵循庇護和掮客的模式，當這些運轉機制崩

潰時，暴力活動便隨處可見。

共產黨被趕出了由國民黨控制的城市後，在農村推行其革命綱領，並在

邊遠的農村根據地同當地的當權者在戰時環境下展開了競爭。③共產黨人還沒

有國民黨政府所擔負的種種行政問題的負擔，得以採取各種靈活政策，在他

們試圖建立根據地的任何地方，發動群眾傾訴最為緊迫的社會苦難，以推動

② 國民黨與社會名流關係的理論分為三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各種各樣當代 作家，稱國民黨為城市資產

階級和鄉村地主的政黨（例如，伊羅生：《中國革 命的悲劇》，第　31、182　頁）。其他作家著重指出蔣介

石個人獨裁（錢端升： 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　123、132、137　頁）；或提出南京政府是獨裁政權， 追

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顧任何社會階級願望（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　240、 286　頁）；或把南京政府的

特點描述為軍事獨裁政權，靠控制、鎮壓和在弱小 社會力量間進行仲裁來實行統治（小帕克斯？科布林：

《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 府，1927—1937　年》，第　341—342　頁）。一些史學家認為國民黨和名流兩者都 不

是統一的，他們提出了更為複雜的實況。國民黨和政府的成員以及許許多 多城鄉名流，透過複雜而狡詐的

政治相互作用謀求增進他們的權力和利益。　因此，國民黨政權是獨裁政權之前的獨裁政權，因為它在軍事